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通用语”的存在。周秦时期，列国间即通行一种“雅言”；此后，东汉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明清时期的北京话等都曾成为“通用语”。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或远途商人等少数群体才有跨区域日常交际的需求，因而“通用语”推广仅针对特定人群，官方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过统一“通用语”的运动。

——摘编自《普通话是如何产生的》等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通用语”被称为“官话”，常被视为现代曾通话的前身，但它并无统一的语音标堆。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人主张在全国推广“通用语”，即推行以“国语”取代“官话”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主张。“言文一致”指口头语和书写语的统一、主张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国语统一”指建立一种全体国民都会说的，语音唯一的，具有普遍性的“通用语”。这些主张与《新青年》将白话作为唯一的文学语言的提议互相呼应，打破了长期以来义言文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为白话文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也为普通民众学习识字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9年以后，为了体现各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对规范的汉民族“通用语”的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把清末至民国的“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取“普遍通用”之意。随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日益深入广泛，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族际“通用语”的功能不断巩固，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仍然可以自由的使用和发展，并受法律保护。

——摘编自《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等

材料一客家方言是客家地区文化的载体。客家方言与上古中原汉语在词语的发音方面有一定继承关系。唐末宋初时期，中原南下至江西的移民族群带来的北方话吸收了百越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古赣语。宋末元初的大迁徙中，客家人进入闽西、粤东，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了闽西客家话和梅县客家话。清代开始，以广东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力图系统建构客家自身文化。随着客家精英论著不断面世，客家群体心目中的文化核心逐渐形成。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方近代民族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思源。客家方言的称谓此时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逐渐被客家民众认同与接受。

——摘编自宋鸿立等《客家移民路径选择与客家语言文化的形成》

材料二进入19世纪，中国出现了以“方言”指称西方语言的用法。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使用表示中国之地方语言的“方言”一词。因“歌谣多由方言构成”,1918年初，在时任校长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面向全国发起征集歌谣的号召，钱玄同等负责“考订方言”。1924年，董作宾将“方言”界定为“一国内各地方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方言概念在中国基本定型。

——摘编自林翔《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

材料三闽、粤、客方言是中国南方的三大方言，近数百年来随着离乡的华人而播迁境外，成为海内外华人社区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是极为宝贵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些方言作为大类方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尽管没有整体消亡之虞，但是边界方言的濒危境况以及包括厦门、广州、梅州这类权威方言城市在内的方言核心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方言衰变迹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摘编自庄初升《论闽、粤、客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

材料一   雅利安人最初定居在印度河上游的五河流域。《梨俱吠陀》的大部分赞歌就是在这个地区编成的，编成年代上限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以后他们又向恒河流域发展，进而扩张到南印度的部分地区。他们进入这些地区后，原始的部落组织逐渐解体，出现部落联盟。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伴随铁器的出现，雅利安人的少数先进部落开始过渡到国家。至公元前6世纪，形成20多个小国，进入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列国时代。雅利安人扩展过程中，当地居民或被征服，或被驱散，雅利安人成为古代印度次大陆上的主要居民。

——周明博《全球通史》

材料二   拉美文化的基本结构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西欧移民成为拉美的主要居民而形成了以西欧文化为主体的结构。无可否定，虽然在殖民地时期许多西欧殖民者及其后裔在美洲社会与自然环境中生活，并同其他种族居民杂居在一起，从而很快地具有了不同于欧洲本土居民的特点，但是由于他们在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等方面仍同欧洲基本上保持一致，所以拉美与西欧在文化上仍保持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

——祝令建《世界文化概论》

材料三   新加坡社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缺乏社会向心力所需要的同质性因素。英国占领新加坡后，不追求同化当地民众。为了开发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把新加坡定为自由港，建立了自己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实行总督制，并从东南亚地区招搅大量劳动力。华侨从1830年占总人口的30％到1860年超过65％。它还一直都是东南亚移民的中转站，人口流动性较大。

——摘编自郑维川《新加坡治国之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