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儒家思想首先确定了“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文化认同原则。孔子就主张用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来作为分辨夷夏的标准，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孟子也沿袭了西周以来将中原以外的文化落后地区和民族称为蛮、夷、狄、戎的说法，并将“夏”与“夷”对举，主张用华夏的农业文明改变蛮夷等落后国家的文化，实现“天下定于一”的目标。在儒家文化中，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世界又是国家的延伸，因此，用华夏文明的天道教化来慑服周边夷族的初衷，孕育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情结。

——摘自《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內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不断，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材料三   魏晋以来，內迁的各族人民与当地的汉族人错居杂处，开始过着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趋于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文化和民族认同，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材料一   钱穆曾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在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中，四夷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原地区的“诸夏”与“夷狄”之间的差别主要在文化层面上，四夷只要学到了“中国”文化，就可以变成“华夏”人。

材料二   汉朝盛时境内的百姓，不复以“燕人”“齐人”“秦人”相区别，而是“某郡某县”人，他们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的不因语言差异而改变的文字。经历两汉四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在先秦以来华夏融合的基础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

——据《汉书》《后汉书》等

材料三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