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曰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朱熹认为：“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王守仁认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圣人教人第一义”……宋明时期的知识分子把汉代至唐代注疏“五经”的传统，变为讲求“四书”义理。他们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心性修养论及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宋明理学在对汉唐经学的批判中实现着知识形态的转型。他们倡导以义理之学为特征的新经学的知识体系，是要建立起“性与天道”为一体的思想系统，旨在回归孔孟之人文关怀的学术传统，使儒学的知识系统重新回归到人伦日用的生活实践之中……元、明、清时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四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这与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理学的思辨性的理性主义特征及他们提出的“格物穷理”方法对宋元科技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田静《“宋明理学”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评析》

材料三   从历史阶段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于治世的、成就盛世的、稳定社会的、化成天下的思想理论。我们回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每当一个朝代进入到稳定时期、盛世时期，国家一定会重新强调起以儒治国、以文治国，这是经过多次实际检验的历史发展规律，……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和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无敌……

——摘编自习近平讲话

材料一   董子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子又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长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长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董子《举贤良对策》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摘编白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周敦颐、张载用太极或太虚的气一元论，结合易传的宇宙论模式，建立起抗衡佛老的本体宇宙论。二程用“天者理也”、“性即理也”、“格物即穷理”重新解释经典的内涵，从本体论、人性论、知识论三个方面真正建立起了理学。朱熹把这一理学发展为以“理气”、“心性”、“格致”问题为中心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全面体系。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守仁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认为人心即是道德主体，心能自身决定道德规范，突出了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原则。理学和心学的互动、论争贯穿并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复兴的运动具有崇高的理想，典型地表达在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一   下表为早期儒学思想家的主张

材料二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整个社会道德失范……朱熹认为应当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提出“谨守力行以践其实”。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

材料三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四   从历史阶段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于治世的、成就盛世的、稳定社会的、化成天下的思想理论。我们回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每当一个朝代进入到稳定时期、盛世时期，国家一定会重新强调起以儒治国、以文治国，这是经过多次实际检验的历史发展规律，……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和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无敌……

——摘编自习近平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