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全国大部分省宣布成立军政府，湖北军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对人民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进行了规定，勾勒出议会民主制的雏型，从制度上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的基础。南方独立各省的代表组成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是具有国会性质的机关，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参议院议员及大总统选举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南京临时参议院，进行第一届临时大总统的选举。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民主选举制度的基本内容进行规定。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一整套包括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省议会议员选举制度及大总统选举制度在内的选举制度，进行了民国初年的第一次国会选举、省议会议员选举及大总统选举。在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又相继制定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负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大总统选举法》，这些法律的形成确立了民国初年的选举制度。

——摘编自唐可迈《民国初期选举制度评价》

材料二   1937年、1941年、1945年大部分抗日根据地所辖的乡、县、边区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选举产生了边区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选举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原则，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说，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是真正具有“普遍而平等精神”的选举。当时边区90%以上的群众是文盲，为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晋察冀、晋绥、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均从实际出发，创造了投豆、票选、画圈、画杠等多种投票方法。此外，还表演选举话剧、出版选举报刊等，共产党员和干部则挨家挨户宣传选举的重要性，有的为了方便选民投票还背着投票箱上门。到1941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约有91%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摘编自王冬梅《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性建设》

材料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大会通过了边区的行政、军事、财经、文教、民运工作等各项议案，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经阎锡山转呈当时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获正式批准，边区政府正式定名为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先后颁布《晋察冀边区县政府组织大纲》《边区区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间邻长选举法》等法规。边区行政委员会以下设2个政治主任公署，8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72个县政府。边区取消族长制、牌户制等封建宗法制残余；建立村公所、成立村代表会。村公所委员及村代会代表由村民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另选。村代表会为村最高权力机关，确定以公民小组为单位的村代表选举制。人民群众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权。边区的做法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即使在全国也是一个创举。

——摘编自朱江《简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

材料一   为组织和宣传基层民主选举，有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和选举训练班，并印行了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出了各种报刊100余种，如息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另外，通过上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走村串街宣传，如戏剧《选村长》形象地告诉农民选上自己合意的人带来的好处。边区、县、区、乡或村都设有民意机关，老百姓尽可以对代表品头论足。根据地还创设了一些特殊的投票方式以适应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农民参加选举，如：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等。事实证明，唯有扶助农工，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

——摘编自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政权选举与文化的复归》

材料二   1949年6月，共产党及各民主人士相聚北京，就新中国的国号问题开展讨论。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我看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董必武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在今天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正式定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摘编自秦立海《民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