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备战备荒，于1933年10月，制定了“兴办仓储计划”，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和县仓、区仓。同时，明确划分国家、省级、地方不同粮食储备主体的责任。1935年，实业部制定了《农仓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推动新型农仓的建设，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仓业法》规定：“业务，除堆藏及保管零中外，可以兼营受寄物调制改装及包装……或介绍借款业务，并规定农仓于收受哥托物后，应发给仓单，”但政府财力匮乏，导致仓储设施简陋，储粮损失较大，加之可收购根源有限，使得粮仓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摘编自金梅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主要是根据粮食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利用政权力量对粮食进行合理调配，利用市场机制使粮食得到正常流通，同时制定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加大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1953年到1954年，根据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发展的情况，采取了控制粮源的措施，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控制在国家手中；1955年之后，针对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村关系紧张等问题，为了完善和改进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摘编自马双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和经验》

材料   清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将粮食仓储视为“生民之大命”。属于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水次仓、旗仓、营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以积贮备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仓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作为官仓，是清代储备粮食救灾的主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秋冬余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国家时对常平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修建仓服、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严定常平仓盘查追赔之制，严防仓粮亏空。义仓则为民仓，设于市镇，另外还有同属民办的社仓，设在乡村。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一   我国粮食储备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开始。夏朝，仓储制度已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从周朝开始，历代王朝兴建了规模不等、层次多样的仓储。汉代，长安太仓一直是王朝的国家粮仓，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职能部门。隋代广置仓储，普遍兴建义仓，并劝令“诸州百姓及军人”输粟储仓。唐代全国有许多储粮几万石、几十万石甚至几百万石的仓、场，组成了一个细密周至的仓康网络。宋代设置了多种形式的仓库，名目繁多，计有太仓、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余仓等。明代两京、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等均设仓，还在从杭州到都城的漕运线上建有一系列临水大仓。清代“各直省则设有常平仓，乡村则有社仓，市镇则有义仓，近边则有营仓，濒海则有盐义仓。”

——摘编自施峰《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作用与弊端及其对当前粮食储备管理的启示》

材料二   民国时期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粮食仓储日益萎缩，仓政废弛，粮价飞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备战备荒，于1933年10月，制定了“兴办仓储计划”，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和县仓、区仓。同时，明确划分国家、省级、地方不同粮食储备主体的责任。1935年，实业部制定了《农仓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推动新型农仓的建设，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仓业法》规定：“除堆藏及保管农产品外，可以兼营受寄物调制改装及包装，或介绍借款业务，并规定农仓于收受寄托物后，应发给仓单。”但由于政府财力匮乏，导致仓储设施简陋，储粮损失较大，加之可收购粮源有限，使得粮仓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摘编自金梅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