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界，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煤自列”、既不需地方长官琴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钱穆《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5.任何公务人员不因此而承担向政治基金会捐款的义务，也不因此承担提供政治服务的义务。他们不因拒绝尚书捐献和服务而受到歧视。6.任何公务人员都没有权利利用职权或个人影响强迫别人或别的团体采取政治行动。

——《美国文官法》（1883年1月）

材料三 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

——袁世凯等《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1905年）

材料一   1835年7月，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中国文库》上讨论东印度公司公开招考职员一事的历史影响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文官而言，已采用了这一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1868年10月，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席美国东方学会大会，宣读的论文即为《中国的考试制度》。他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像英、法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向长期施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他认为这一制度的益处将大于以往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技术发明。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争取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时，即借用丁韪良这一说法，认为考试任官的效用比指南针和火药更大。

——摘编自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

材料二   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

——袁世凯等《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1905年）

材料一   文官体系萌芽于西周时代，秦始皇时代的文官制度已极为庞大，极有效率，不过在整个治理过程中，秦代文官制度终究只是工具性的。汉朝尤其在汉武帝时大力打击社会势力，国家得胜的结果是发展出察举制度。察举使各地的俊杰之士进入政府，政令也经由俊杰之士达到各地；同时，文官体系也获得了儒家意念。照理说，文官体系应该与国家互补，但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体系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

——摘编自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材料二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

——袁世凯等《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1905年）

材料四   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而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原因在于，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在西方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时期，科举制体现出的“机会均等”原则曾使许多人大为惊叹。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方国家基本上经历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化的转型，在官员选用方面也日益要求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西方的文官考试吸取了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即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而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古代经典内容。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