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一个旅行者在小镇过夜的概率是在大都市过夜的概率的5倍。在贵族尽可能地使名下地产增值，君主也想要推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市镇茁壮成长起来。1580年之后的一百年内，瑞典瓦萨王朝颁布了30张新的市镇特许状，以鼓励对新土地的拓殖。与此同时，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在爱尔兰也在兴建特许市镇——以引领英国的殖民事业。不是每个小镇都可以存活下来，苏格兰和挪威的自治市和特许市镇有四分之三变成了“鬼城”。

——马克·格里格拉斯等著《企鹅欧洲史1517－1949》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一带，随着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和贸易，以及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出现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这些市镇处在交通要道或大中城市周围，许多是由村庄、集市发展而来的，市镇居民少则几百户，多则达千户。新兴市镇的专业性很强，松江地区市镇的特色是棉纺织业，城镇居民“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朱泾镇、枫泾镇“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房、商贾悉从之”，很多农家皆以丝绸、棉业为主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材料二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很多市镇，无论就其规模还是经济地位而言，都大大超越了管辖它的县城乃至府城，使它逐渐成为新设置县的治所，由市镇升格为县。市镇中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其产品特别是丝织品、棉布等畅销海内外。市镇处在大中城市和农村墟集之间，促进了城乡的交流和繁荣，吸收了大量农村人口。大大小小的城市、市镇和集市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市场，四通八达的商路又将这些市场联系起来，结成网络，遍及全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

材料一 自西周开国之初直到春秋战国，经历了两次城市建设高潮。第一次，在西周300余年间……其分封的诸侯国由最初的71个发展到1200个之多。第二次，下及春秋战国……到战国末期，城市分布范围更广，除主要集中于陕西关中的泾渭谷地到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带，以及淮河流域外，长江流域巴、蜀、吴、越等地也有分布。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分布》

材料二 明、清两代有些市镇，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城市经济职能都超过了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从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如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镇，河南朱仙镇和湖广汉口镇发展为商业市镇；江西景德镇和广东佛山镇，形成为著名的手工业市镇。…… 明、清时期发展的新型城镇经济大多局限于江浙和广东部分地区，沿海和沿江其他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广大内地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摘编自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江南农村部分棉纺织业市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国外工业生产原料需求大增，为部分市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世纪末盛泽镇全镇年产丝绸90万匹，镇上绸商在上海建立分庄，称为“申庄”，专事与洋行交易。震泽镇则以生丝加工和外销为特色，“所产之丝多销洋庄厦南洋、印度等地”。嘉定县和上海县则由棉织业转向桑蚕丝业，“兴蚕桑之利，以济棉布之穷”，“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

——摘编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