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黄遵宪（1848-1905年），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他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式的私垫教育，1876年考中举人。次年，毅然抛弃科举仕途，以驻日参赞官之职出使日本。驻日期间，黄遵宪深入了解日本国情，收集资料撰写了《日本国志》一书，书中详细论述了日本社会变革的经过及其得失，借以提出中国改革的主张。1882年，黄遵宪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针对《排华法案》开展维权活动，促使美国当局接受华商华工的正常往来；1889年，他被任命均驻英二等参赞赴欧洲；1891年，又调任新加坡兼马六甲任总领事，经他多番努力，清政府废除了施行近二百年的“禁海今”，使华侨归国合法化。从1895年开始，黄遵宪热情投身于维新活动，在上海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办《时务报》，在湖南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展“新政”建设。变法失败后，罢官还乡，但他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工作，并潜心创作，其新体诗《冯将军歌》《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等有晚清“诗史”之誉，堪称“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梁启超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断言：“古有以一人之用舍系一国之兴亡者，观于先生，其信之也。”后人评说黄遵宪“是近代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摘编自黄升任《黄遵宪评传》等

材料一：

材料二：康有为认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他批评了惨淡经营 30年的洋务运动，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康有为主张“全变”。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一   18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犯罪和混乱进一步加剧，原有警务模式无法有效保障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无法保障普通社会民众的正常生活，也不能够适应工业化社会的社会治安需求。18世纪中叶开始，警察制度的改革者们一直在为建立一支新的警察队伍而努力，其中以菲尔丁兄弟和帕特里克为代表的基层治安法官为治安制度改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797年，帕特里克·科奎豪恩出版了著作《论大都市警察》，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带有根本性变革意义的建议，为后世建立新型警察体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在英国国会以全票通过了《大伦敦警察法》，使新警察制度在伦敦建立起来。到1834年，大伦敦警察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保护民众人身及财产安全方面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成为“最有价值的现代机构之一”。经过1835年的《市自治机关法》、1839年的《郡警察法》和1856年的《郡、市警察法》，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最终确立起新警察制度。

——摘编自吴铁稳《罗伯特·皮尔与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租界内设立警察机构，这是国人接触、认识西方警察制度的窗口。早期改良派关于警察制度的设想，为清末建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898年，主张维新变法的黄遵宪创办了湖南保卫局，其仿效美、日警察制度，并参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的做法，制定了《湖南保卫局章程》和《保卫局增改章程》规范其组织体系和职责。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湖南保卫局作为维新变革之一部分在创建后五个月终被裁撤。《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矛盾激化，外国列强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外国在华利益。清政府于1901年下谕裁汰绿营，改为巡警营，各地退开始警政建设。警政建设首先从地方开始，由京师、直隶波及全国各地。在整个清末建警的过程中，各地的发展很不均衡。经过十年的发展，清廷警察的基本组织结构已成型，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警察制度都是对清朝警察制度的继承和变革。

——摘编自夏菲《论清末我国对西方警察制度的移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