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南侵。自明中期以后，下游淤高，河成悬河，黄、淮、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紧急情况下可调动军队参与治河。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但后期随着河工日繁，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1950年夏季淮河遭到全流域水灾，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淮河治理，开始启动淮河根本治理工作。同年，政务院发布《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尽量利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3.3亿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广大技术人员制定出主动地控制和利用洪水的治淮计划草案。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指出，不但要使淮河流域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要发展5000万亩的农田灌溉，改善2000公里的航道系统，并建造若干水力发电工程。

——摘编自王瑞芳等《蓄水还是排水：新中国治水思想的新突破——以淮河治理为例》

材料一：我们党深信，只要鼓足六亿多人民的干劲，动员六亿多人民力争上游，我们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设，一定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5月29日)

材料二：1952～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图(1952年＝100)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焦虑的问题。1955年，在缺医少药以及政府卫生部门还没有力量顾及农村的大背景下，山西高平米山乡建立了首个由农村社员、医务人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同集资的保健站，开创了合作医疗的先河。之后，在山西、河南、河北、湖南、贵州、山东、上海等地农村出现了一批由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和医疗站。1956年，河南省正阳县王店乡团结农庄创造性地提出“社办合作医疗制度”一词。1958年，合作医疗制度的村覆盖率达到10%。合作医疗采取“合医合药合防”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发本土药品满足了当时农民的用药需求，并且治疗过程鼓励采用“土方”“土法”，预防为主、群防群治，使农民获得了“一把草药一根针”的低水平的初级医疗保健，实现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省工省钱、方便可靠”的医疗目标。

——选编自孙淑云郎杰燕《中国合作医疗治理六十年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