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苏轼对于商鞅变法可以很快使国家富强起来，虽不否认，但认为这样的政策法令太过倾向于国家利益，民众却未必能得到多少实惠，特别是在变法初行阶段，会让民众不理解或超过其承受程度而产生怨怒与抵触；并且变法措施重利而轻义，推行峻法酷刑而弃用道德教化，“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苏轼进而在《商君功罪》一文中提出了“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的观点，认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没有很好顾及民众的舆情与实惠，即使夺取天下，也会很快丢失。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材料二   秦自孝公以后至于始皇，相传六代，沿守着商君的法制，奖励耕战，勤俭建国，发愤图强；又加以得到地理上的形势，居高临下，俯瞰着东方六国，远交近攻，进行蚕食……因此，秦虽变法最迟，而却收到了最大的成功，变法以后仅仅一百三十年，在秦始皇的手里终于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同时也完成了此后统治全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大封建局面。

——摘编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

材料一   苏轼对于商鞅变法可以很快使国家富强起来，虽不否认，但认为这样的政策法令太过倾向于国家利益，民众却未必能得到多少实惠，特别是在变法初行阶段，会让民众不理解或超过其承受程度而产生怨怒与抵触；变法措施重利而轻义，推行峻法酷刑而弃用道德教化，“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苏轼进而在《商君功罪》一文中提出了“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的观点，认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没有很好顾及舆情，即使夺取天下，也会很快丢失。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材料二   秦自孝公以后至于始皇，相传六代，沿守着商君的法制，奖励耕战，勤俭建国，发奋图强；又加以得到地理上的形势，居高临下，俯瞰着东方六国，远交近攻，进行蚕食……因此，秦虽变法最迟，却收到了最大的成功，变法以后仅仅一百三十年，秦始皇就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同时也完成了此后统治全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大封建局面。

——摘编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

材料一：“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墨家从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对立物，其十大主张每一个几乎都是直接针对着儒家的，而孟子和荀子也都把墨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论敌；至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于各家都有尖锐的批评，其极致处，则要君主完全 以法为教，扫除异己。……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羲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三:早于西方，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有一场思想“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在黄宗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 由于种种原因，启蒙思想在中国止于“思想”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但从黄宗羲的论证中，从梁启超的评价中可以体味到其发源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意识、权力制约、地方自治、民主议政等一些具有近代宪政气息的思想因素。

——摘编自马小红《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