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战国时期的赵国，诸侯压境，胡骑骚扰，四面受敌，人称“四战之国”。赵武灵王即位后，欲效法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改革。然而，守旧贵族指责其“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努力争取元老重臣的支持，并以“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批驳守旧势力，最终“易胡服，习骑射”，一举扭转了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北魏结束了黄河流域长期的政治大动乱，但鲜卑族拓跋部仍是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孝文帝亲政后，实施了迁都洛阳、禁胡服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尊儒崇经和改行汉族典章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史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

——摘编自华盖《“胡服骑射”与“全面汉化”——赵武灵王和魏孝文帝的改革》

材料一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随着荒地的不断开辟，公田之外的私田不断扩大，数量超过了公田。“私田”……没有一定的规格，可以买卖、交换、抵押，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向国家交税。这使得农民增加了在“私田”上的兴趣，而不肯尽力于公田，导致公田日益衰败。

——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底，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原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

——摘编自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交融，有其自身的特点。频繁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汉化仍然是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

实际上，孝文帝选中洛阳作为都城，是因为西边的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而至于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故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因为要吸收汉文化，所以作为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就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向南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摘编自周一良《读〈邺中记〉》

材料二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进驻洛阳。次年便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和“禁胡语胡服”，并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太和二十年（496年），大改姓氏，包括拓跋焘（北魏太武帝）以来的八大诸姓在内，改了一百余鲜卑姓为汉姓。

——摘编自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