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大一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政治观、民族观与天下观，也是历代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

“大”意指重视、尊重，“一统”是指一体、统一、治理。大一统的含义就是重视和尊重一体、一统的治理制度体系。

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有着深厚的基础。先秦是大一统思想的酝酿时期，大一统的制度、血缘、文化认同观念已经产生。战国时期，结束纷乱，走向统一，已经成为历史潮流。

秦汉王朝建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大一统从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西汉中期的思想家董仲舒适应时代需要，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将大一统上升到天地常理、历史规律的高度。从此，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成为历代统治者共同的理想与目标。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表现出四个重要特点：

一是国家统一。国家统一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基础，也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重要目标。我国历史上曾数度出现分裂割据的状况，但无论怎样分裂，最终都会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是“要在中央”。中央集权是2000多年封建国家治理最基本的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政府通过文书律令、官僚行政、考核监察等方式，推行政令，维护中央权威。

三是郡县体制。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下地方治理体系的概括。历代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如道、路、州、府、省、郡、县等，由中央委派官员进行管理。

四是因俗而治。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适度保持自治、分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状况采取不同治理方式也取得不少成功经验。

材料一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因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已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引自《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先王”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设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时期，人们频繁地引用典、制、常、则等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期，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事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至隋唐时期，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日臻成熟，体系日益完备，《唐律疏议》的颁布代表着中华法系的完备。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儒家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此时法律便与儒家思想的“礼”完美结合，以礼为主，出礼入刑，礼法合一，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基于宗法家庭观念长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礼”作为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寻常百姓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礼制”则成为维护这个政体的社会基础。

——据陈栋良《传统中华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等整理

材料二       材料二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美国和法国等欧美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被称为近代实法。资产阶级国家强调法律具有至高天上的权威，政府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其次是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并且依法约束和控制国家权力的行使。

——摘编自许兵《试论近代宪法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