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追求，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药方时，以社会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传入了中国，最初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一般是西方的学者，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社会学的教授。他们的调查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比如人力车夫、农村经济等。而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的传播和留学生的陆续回国，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社会学系，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了社会调查的方法，中国人开始了自己主持的实地调查。

——摘编自罗艳《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新革命形势下，党内“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此，必须“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加强进行策略教育”。而加强革命策略研究和教育，实际上需要党员干部了解革命情况，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

——摘编自许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材料三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分别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看法。撰写《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而且为中共八大提供了理论指南。

——摘编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   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施政，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实行了一整套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教和社会政策，并且明确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而提出的，尤其是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三三制”、保障抗日人民的人权、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保证土地所有权和减租减息、发展农工商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税收、尊重知识分子等各项政策。如胡乔木所言，这个纲领的制定和发布，“不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更加全面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

——摘编自汪朝光《民族抗战与革命建政》

材料二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迅速确立新的工作方向。“具体条件变了，战争打到头上来了，参军参战这时应比群运还重要，一时应成为中心工作。”中共中央发出“后方比着搞生产”的号召，带领各界群众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产运动，各军区也组织了不同规模的生产支援活动。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管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借助各种媒介，广泛发动宣传攻势，连续报道“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坚持实行法西斯独裁的罪行”。

——摘编自《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