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经济政策，在历代王朝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明清处于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其重农抑商政策亦带有时代的烙印。明清时期，政府在市场交易中依托行政手段，限制民间商人的自由经商活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为了控制垄断市场，清朝建立了牙行制度，强迫规定民间商人的交易活动必须通过牙行这种中介机构来进行。同时，为了征收关税，稽查商货，还建立了榷关，强制干预规定商品的贩运路线，这些措施都严重打击了商人发展商业经营的积极性。清政府实施的榷关制度，所产生的商业利润，基本上成为封建官府的资本，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影响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摘编自肖溱《重农抑商政策与明清社会经济》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发端于洋务运动。比之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进行的产业革命，中国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冲击，为挽救统治危机，洋务派引进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也创置了一些有益于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设施，但因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不论是官府出资兴办的军事工业还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都难以挣脱君主专制传统的羁绊。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乡绅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广最乡村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官吏和“面朝黄上、背朝天”的乡民之间的链接和中介。居住于本籍的乡绅与乡民之间或者有着血缘关系，或者有着地缘关系，两者必然有着强烈情感和身份上的认同，并且乡绅凭借着功名、学识及财富而成为众民之首、一乡之望，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因此，乡绅在乡村的社会控制中起着核心和主导性作用，成为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明清时期的乡村治理方式又可称为“乡绅治理”。

——摘编自徐祖澜《近世乡绅治理与国家权力关系研究》

材料二   16至17世纪是英围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乡村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由封建骑士、宫裕农民和商人转化而来的乡绅阶层迅速崛起。通过教产拍卖和早期圈地运动，乡绅阶层牢牢抓住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经济和政治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乡绅逐渐形成了一种主人翁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农业革新与土地改良成为这种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他们积极采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这不仅使他们实现了人生价值，收获了经济收益，而且推动了英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璐《浅析16-18世纪乡绅与英国农业经营方式革新》

材料一   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秦朝正式以法律形式规定重农和发展农业生产。汉承秦制，继承了这一思想并采取经济立法的形式实行盐铁专卖和手工业官营之制，彻底制约工商业发展，“法律践商人”的格局形成，其抑商之法亦为后世所模拟。宋代因财政匮乏，实行国家专卖禁榷制度，禁榷范围扩大到除传统盐、酒、茶外、铁煤、香料、宝货等均被列为禁榷物种，专卖所得成为宋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明清时期，官府为了垄断食盐、茶叶等专卖商品的市场交易，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专卖制度，禁止民间商人自由经商。同时，立法严禁私人从事海上贸易，实行“海禁”政策，沉重打击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对后世造成严重影响。

——摘编自秦语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重农抑商政策的变迁》

材料二   16、17世纪，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急剧发展和商业资产阶级力量增强，为适应民族国家崛起的需要，英国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最初表现出对金银货币的狂热追求。随着重商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重商主义者认识到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同样是使国家致富的有效捷径。16世纪后期，英国正处于这一转变的过渡阶段，当政的伊丽莎白一世激励建立各类海外贸易公司，扩大英国商品的海外市场；对内则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但是，到了1832年议会改革后，上台掌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便开始了争取废除一系列重商主义法律的斗争。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