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将城市近代化建设视为建立现代国家之举，仿照西方改良城市理念，初步圈定广州“市区”范围，开启了近代城市规划建设。1918年，设立广州市政公所，城市规划逐步转向以市区道路、公园和市场为主体的整体布局。1921年，广州建市。在孙中山《建国方略》理想规划蓝图的指引下，市政府开展了行政城市规划的多方面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全国城市近代化的典范。

——摘编自韩雁媚等《广州市建制前后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材料二   自1959年实现自治以来，新加坡从“贫民窟”发展成当前的世界城市，城市更新为其成功转型提供了有效支撑。60年代初期，政府成为最主要的公房开发者，成立建屋发展局和规划局，通过《住房与开发法》《规划法》及其修正案等。

1971年，新加坡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颁布首个概念规划，提出“建成花园城市和公共城市”的发展构想。80年代以来，新加坡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开发成为主流方式。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加坡跃升为全球城市联盟的一员，政府更加注重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城市更新治理体系，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任荣荣《新加坡城市更新的阶段性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在近代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城市所特有的空间结构一各 类建筑交叉林立、城市布局混乱等,导致了“城市病”的产生,而自由放任大背景下，市政当局的无为而治成为“城市病”蔓延的重要原因。进入19世纪中叶后,以治理“城市病”为主要目标的城市规划运动开始兴起,并历经了公共卫生阶段、住房规划阶段、综合规划阶段。截至1939 年二战爆发前，通过调整和重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病”已得到缓解,工业城市的物质环境大为改善，由此推动着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英国在城市化方面的经验教训,给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编自梁远、刘金源《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材料二   近代中国城市在国家权力的主导和规划下,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空间重构,以礼制、宗法和王权为导向的传统空间布局,被以现代行政中心、商业中心及公共建筑为主体的现代空间布局所取代。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且因集权体制,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现国家意志和党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国民政府的空间策略促进了城市发展,并在改变城市空间格局的同时,影响着城市住宅分异,强化了社会分层,使下层平民无法享受到公平的空间权利,政府未能完全承担起建立“空间正义”的责任。

——摘编自陈蕴茜《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材料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和公众的城市遗产保护意识相对匮乏。改革开放后，随着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政府以国际社会为参照，分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城市遗产保护，并通过提升民众意识缓解阻力。日益壮大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的城市遗产保护不乏后发优势。我国积极将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起从文物保护到城市、村镇保护到历史街区保护三级保护体制。尤其是21世纪的前十年，出台城市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文件几乎是将近过去50年的总和。伴随“入世”，我国密切了与国际社会的遗产保护合作，并凭借强大的行政执行力，将城市发展和遗产保护统一了起来。另外，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视，为丰富国际遗产舞台做出了中国贡献。

——摘编自毕玲玲《城市遗产保护：中西对比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促使人们从不同角度关注城市遗产问题。以民促官，法国政府开始重视城市遗产保护。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现代建筑学会通过的《雅典宣言》影响下，法国的《历史建筑保护法》在实施时重视功能性城市规划，很多历史建筑被拆除。20世纪下半叶，法国积极参与城市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受国际环境运动和相关国际法的影响，出台了《罗儿法》等一系列法律文献，形成了重点城市历史建筑-历史建筑列级-历史保护区-历史建筑周边500米保护范围的保护模式。21世纪初，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中践行整体性保护以及利用城市遗产推进城市全面发展已成国际普遍共识。法国名城波尔多等城市因其丰富的城市遗产保护及城市发展的有机结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旅游者。

——摘编自陈静《法国波尔多整体城市遗产保护下的建筑设计策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