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民营小工商业空前发展，尤其是城镇工商业更为繁荣昌盛。例如，北宋汴京城到处肆店林立，店铺散落在居民区内，店门朝街巷敞开，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营业点，形成了许多商幡招展、热闹非凡的商业大街。这些工商店铺不仅白天开张营业，而且夜间也少休息，乃至出现鬼市和晓市，通宵达旦地进行买卖交易。

——摘编自李兆涛《宋代民营小工商业的经营与管理》

材料二   近代中国从身居高位的官僚到凡夫俗子、学徒、手工业者等都有经商倾向，例如南通状元张謇，成为“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商；光绪十五年进士王同愈脱离官场从事商务等。近代沿江沿海的口岸处在中外关系的前沿位置，因“贸易旺、信息灵、人气盛”，成为商人群体的摇篮，据统计，1912—1928年，商人群体中，浙江商人占总数的34%、江苏占26%、广东占17%、福建占5.3%。伴随着商人群体的崛起，1904年诞生了跨行业、不限籍贯、拥有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民主色彩的商会，其宗旨是振兴中华工商业。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经济通史》

材料一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采用了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现实要求。但是，该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治理和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因此，汉武帝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董仲舒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宣扬天道的精神以阴阳来体现，阳主德而阴主刑，阳为主而阴为辅；主张“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当然，汉统治者从来不单纯依靠儒家维持自己的统治，汉宣帝教训他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唐初统治者认为以仁义治天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反对专任刑罚制裁。唐朝法律以礼为准则，主张刑礼合一，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法律制度的儒家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用哲学化的形式取代落后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德礼”是本，“政刑”是用，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决不可以忽视“政刑”，甚而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将封建统治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摘编自成怀洋《中国古代治国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闽广商人手中，长期以来在朝贡贸易下，海外商人属于非法商人，直到1567年开放海禁以后才获得合法身份，但商船、数量和贸易地区仍受到严格限制，海关税饷虽有定额，但往往官吏“卖放指吓，倍索常例之外”。另外明朝政府刑法民法部分，有时“以罚代刑”，有时“以刑代罚”，更别说有独立的商法或海商法了。15到17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是独资和合伙制度，其雇佣的工人多由虚拟血缘关系的“义男”“义女”组成。这一时期商人群体虽然形成了商帮，但组织涣散，缺乏自发形成的海外贸易同业组织。

——摘编自王晶《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研究》

材料一   明朝中前期，国家实行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商人沦为非法的私商。隆庆元年（1567年）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以后，中国才正式形成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商人。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掌握在闽广商人手里”。史载，广东“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以伦敦公会大商人为主的英国特许贸易商人在这一时期英国海外贸易商人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1500年他们控制了英国出口贸易量的一半，到16世纪中叶甚至达到90。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学徒法案》（153年颁布）的实施，来自绅士、骑士、贵族以及农民等各个阶层的人员都参与了英国海外贸易。

——摘编自张乃和《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利之比较》

材料二   1903年3月，上海绅商集会反对俄国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即曾公开表示“我辈同为国民，休戚与共”，应“合心协力，团结一气”。不仅如此，当时的商人已不再拘泥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他们将自己誉为社会的中坚，自豪地表示：“今日实业之世界，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有的声称：“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有的指出：“追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唯商人是赖。”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