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初，因袭隋唐旧制，设有常平仓，调节谷价、借贷粮食给农民以纾青黄不接之困。然而各地官吏“厌籴粜之烦”，不为急务，各地常平仓就成为徒有其名的仓房了。王安石在常平仓基础上制定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石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为两期，按照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如还有剩余，借贷给有物业抵当的坊郭户。贷款以适中的粮价折算，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归还谷物或现钱。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二   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剥民兴利”，是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清末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

——摘编自李华瑞《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材料三   王安石变法是站在地主阶级和专制主义统治的广泛利益的基础上，抑制豪强兼并势力，稳定中间阶级（中下层地主和上层农民），缓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改革。变法推动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财政有很大改善，积贫积弱的局面有所改观。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一   我国粮食储备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开始。夏朝，仓储制度已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从周朝开始，历代王朝兴建了规模不等、层次多样的仓储。汉代，长安太仓一直是王朝的国家粮仓，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职能部门。隋代广置仓储，普遍兴建义仓，并劝令“诸州百姓及军人”输粟储仓。唐代全国有许多储粮几万石、几十万石甚至几百万石的仓、场，组成了一个细密周至的仓康网络。宋代设置了多种形式的仓库，名目繁多，计有太仓、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余仓等。明代两京、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等均设仓，还在从杭州到都城的漕运线上建有一系列临水大仓。清代“各直省则设有常平仓，乡村则有社仓，市镇则有义仓，近边则有营仓，濒海则有盐义仓。”

——摘编自施峰《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作用与弊端及其对当前粮食储备管理的启示》

材料二   民国时期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粮食仓储日益萎缩，仓政废弛，粮价飞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备战备荒，于1933年10月，制定了“兴办仓储计划”，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和县仓、区仓。同时，明确划分国家、省级、地方不同粮食储备主体的责任。1935年，实业部制定了《农仓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推动新型农仓的建设，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仓业法》规定：“除堆藏及保管农产品外，可以兼营受寄物调制改装及包装，或介绍借款业务，并规定农仓于收受寄托物后，应发给仓单。”但由于政府财力匮乏，导致仓储设施简陋，储粮损失较大，加之可收购粮源有限，使得粮仓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摘编自金梅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   青苗法也叫常平敛散法或者常平新法。宋神宗即位以后，不断征求“救荒之策”，于是王安石以他在鄞县的经验，向宋神宗建议推行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启用王安石推行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其法先是各州县变卖库存的常平仓粮，以所得现金贷给农民。一般每年夏秋未熟前（青黄不接时）分两次借贷或借粮给农户，收息两分（20%），一年后随两税将借贷本息归还官府。借贷金额按户等有差别，户等越高可得贷款越多，贫户借贷则须富户担保。青苗法的好处就在于把常平仓的实物变成货币，然后贷给农民，收回时收取利息，使常平仓不仅能够救灾，还减少了实物管理的麻烦，并能增加收益，这一变革可以克服常平仓仓储不足以及管理困难的弊病。青苗法推行若干年之后，其中的弊病就显露出来。元丰六年（1083年）初，朝廷又规定各地对当年的青苗钱实行定额敛散，以确保上缴一定的利息收入，并避免无限制发放青苗钱。

——摘编自王一胜《王安石与青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