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钓，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关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属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受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 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カ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

——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进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事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致区基本法》

材料一   1694年，基于筹集对法战争巨额资金的需要，英国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了120万英镑的公债，建立了英格兰银行，该银行筹集了大量长期贷款，帮助威廉三世政府度过了难关。此后英国组建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这两家企业同英格兰银行一样都向国家提供长期贷款。这加强了英国战时的力量，也保证了英国在和平时期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降低了英国政府的融资成本。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条例》赋予了英格兰银行基本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利，1872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对其他银行遇到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确立了“银行的银行”地位。现代银行体系在英国最终确立，英国政府通过英格兰银行能够在发生金融危机或恐慌时迅速向困难金融机构提供清偿手段，维护英国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随着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建立，英国确立了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各国货币系统与伦敦金融市场结合在一起，使得英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货币的供应，推动了国际经济交流中的安全和增值准则的建立。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等

材料二   洋务运动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拨款，一部分来自以股份公司名义募集的资金，但只是吸引公众财务投资的一种形式，企业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并不受影响。1883年开平矿局受上海金融风潮影响股票大跌，有巨款厚资者表示“誓不买公司股票”。中国当时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钱庄和票号，但它们一般规模较小，向它们借款的人多以应急为主，满足不了政府大宗借款的需求。清朝实行银本位制，主币是白银，而且是银两，国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在1887年批准了与美国人合办的华美银行，但被朝廷喝止。政府清最后只能向外国银行借款，这些钱不仅需要高额利息，而且许多借款都以关税、盐税、路权作抵押。

——摘编自陈忠海《洋务运动：一场金融缺位的“近代化”》

材料一 1869年明治政府向美国、荷兰等国提出了修约要求，但遭到拒绝。1880年井上馨出任外务卿后，把修约的重点放在治外法权权上，关税仅是修改现行税率。井上因过度对外妥协，遭到民权人士的反对而下台。1888年新任外相大隈重信则采取较强硬的外交策略，以美、德、俄作为修约谈判的突破口，提出在与美、俄等国签订新约的5年后，废除领事裁判权，得到美德俄国的同意。19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对日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1894年7月日本同英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部分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此后，其他列强先后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910年日本向各国发出修约通知，1911年美国带头与日本签订新条约，随后有关国家也纷纷与日本签订条约，表示放弃关税协定权。至此，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宣告完成。

——摘编自牛淑萍《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等

材料二 清政府在要求修约收回权益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但进展甚微。1917年8月，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并宣布中国与德奥两国订立的所有旧条约一律废止。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发生后，北京政府发起“修约”运动，向各国驻华公使团提交了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实现了关税自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废止中德、中意、中日间所有旧条约。1943年，中国同英、美等签订了《关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之后陆续与其他在华享有各种特权的国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至此，一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皆告废止。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