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封建社会中维护君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一套礼仪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1912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礼制》，以这样的形式确立“民国新气象”。民国初年改定的礼制与往代不同者有以下诸点：一、君国与民国：以往所谓国家，为一姓所有，现在则属于国民全体。二、人权思想：人权思想源自西方社会。在此思想下，法律之前人格平等。但在传统社会则有谨严的级序，个人人格随级序而异。三、世界性：中国由闭关自守一变而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因此必须处处与世界各国求同。四、近西俗而远中习。到了民国建元，礼制表现在服饰上，发生了更彻底和更确定的改变，政府与民间相率剪发，行新礼制和变易服饰

——摘编自张鸿俊《民国初年的礼制改定》

材料一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家族统治，是中国古代国家赖以存在和巩固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从汉代开始，随着儒家思想的确立和汉儒倡行说经解律，大开引礼入法的途径。汉代以后，统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作为指导立法与司法的既定政策。《唐律疏议》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废。”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乡约不同于法律以强制性手段和严厉的惩罚措施来进行约束，而是把“礼”作为日常行为的根本准则，用“礼”来规范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尊卑长幼意识。运用乡约进行社会整合的独到之处，是扬善为主，惩恶为辅，激发出人的“善”的特征，在自我节制和相互尊重中自然生发出一种社会秩序。在培育礼俗秩序的基础上，乡约也是一种社会保障机制，它在设计之初的“患难相恤”里，就包含了最常遇见的盗贼、婚丧、疾病、诬枉等事，随着国家介入到乡约的推广，这种理念也被制度化，分别与保甲、社仓、社学等形式结合起来，对外抵御侵略和盗贼，对内进行救恤和教化。

——摘编自马馨《明清时期乡约运行机制研究》

材料一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推行“乡里制度”。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的变迁，其形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一直延续。“乡里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制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材料二抗日战争摧毁了疲弱保守的中国乡村政治秩序，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萌发，也带来了乡村社会重建之契机。中国共产党以农民的利益为切入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开始建设乡村社会新秩序。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农抗会、妇抗会、教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系在敌后根据地出现，并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在此基础上，1941年前后地方政权建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这一切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聚集资源，推进乡村乃至全国变革作了准备。

——摘编自杨丹伟《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