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材料一   在经济大危机中联邦政府采取了限制农作物耕地面积和控制产量等政策并制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但由于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农产品产量和剩余存量有增无减。二战后马歇尔计划中的45亿多美元援助是以农场商品形式提供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向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粮食援助。然而，到1954年美国农产品存货仍达58亿美元，粮食过剩问题十分尖锐，甚至可能引发农业危机。于是，美国参众两院通过《1954年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确立起了正式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和机制。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将其更名为“以粮食换和平”计划，美国粮食援助政策开始转而强调利用粮食援助为外交服务。随之美国将主要援助对象由西方盟国转向欠发达国家。该计划通过粮食援助来缓解当地人民的饥饿和促进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从而增强它们对共产主义的“免疫力”，争取它们在冷战中站在美国及西方一边。

——摘编自王慧英《“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材料二   粮食援助是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粮食援助开始于1959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是向非洲国家提供单向的无偿援助。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援助方式增加了优惠贷款项目。第三阶段是从等2000年一直到今天，不仅通过双边援助渠道和经济合作对非洲进行粮食援助，还通过发展南南合作公等方式，向非洲提供农业援助。中国对非洲的粮食援助以不干涉内政为原则，尊重非洲的文化，尊重非洲人民，不向他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从来不会用歧视性的文字或言语来伤害非洲人民，中国对非洲粮食援助行动中派出的农业专家在非洲不享受任何形式的特权。援助的形式不拘泥于实物援助和货币援助，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出也成为中国对非洲粮食援助的重要形式。

——摘编自赵银《中国对非粮食援助研究》

材料一   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头像再次印在封面上（图1）。标题为《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材料二   1978年以来，邓小平指出，农民最了解农村的实际，他们更能在实践中探索出顺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国家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其积极性。“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更要立足于广大农民的实际，通过农业资源的新组合，使农业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以达到最大的经济利用效益。邓小平说：“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他还多次指示政府相关机构要加强对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和激励，只有这样我国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才有希望。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量农民从农业内部转移出来。邓小平强调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不仅要吸纳农村劳动力，还要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经济格局的多样化。

——摘编自周建峰《邓小平农业经济发展动力观及其启示》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要把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强调要继续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现代化要“四化同步”：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他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置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大创新”，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和多形式经营。国家应鼓励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相关组织的作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以互联互动、共建共享为基本准则，"推动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习近平还提出了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理念，并将其作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改革的主线，强调农业现代化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理念，走绿色农业发展道路。新时期，习近平进一步推动创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

——摘编自郑吉伟、姚晓红《论习近平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