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人对贫困的认定，一般是对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此进行分类定级。如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古代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形式。除此以外，还鼓励民间互助。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乾隆以后，清朝国力大不如前，但是对于农贷的免除依然进行着。嘉庆末年国家已经进入多事之秋，时局动荡，举步维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对苗疆农民的借贷予以加恩免除。

材料二 美国林登约翰逊时期的贫困救助是美国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反贫困范例。约翰逊时期的贫困救助主要包括食品券计划、营养计划、住房援助计划等。国会于1964年8月通过了“食品券法案"”，拨款3.75亿美元作为1965至1967年三年实行这一计划的经费，那些符合条件享有食品券的人每月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食品券。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也开始向妇女和婴儿提供科学的饮食套餐，营养咨询、健康服务等计划，以此来提高人们的满意度。60年代随着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发展的完成，美国中产阶级以上阶层都居住在郊区，城市中心区成了穷人聚居之地。城市中心区的环境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和政治机制崩溃。约翰逊政府启动了“模范城市”计划，将住房援助和城市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除此之外，约翰逊政府还推行了教育救助、医疗援助；对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对落后地区再开发等行之有效的政策。

——摘编自王文艺《中美贫困救助政策比较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仅在1978至1985年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了1.69倍，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下降了50%。2003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1亿人，全国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14元人民币，在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中，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2.1%。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材料一   19世纪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无法救助贫民和灾民，以士绅富民为主的民间救助日趋活跃，作用越来越大。如光绪初年的“丁戌奇荒”，浙商胡光墉在陕西等省筹捐白银近9万两；经元善等成立“上海公济同人会”募捐善款。……1902年北京一些富商创立“工艺局”，向城镇贫民教授凿井、铁工、玻璃制造、工业纺织等技艺，以工代赈。此后，各地纷纷仿效，救助从乡村向城镇延伸。同时，许多人开始研习西方社会救助思想，赵元益的《备荒说》就是典型，他阐述了救助从传统的“养民”转变为“教民”的必要。

——据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经过70年的探索实践，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扶贫主要是用给钱、给物等传统救济方式。这种方式虽可救急，但不能实现真正脱贫。于是，开发式扶贫取而代之，成为扶贫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把发展作为脱贫的根本途径，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使人摆脱贫困，还要使人提高发展能力，融入社会。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扶贫战略，都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时制宜。新中国成立初期，扶贫对象主要是农村无法维生者。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对象逐渐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人口覆盖。在目标瞄准上，先是贫困区域，后是贫困县，再到贫困村，再到户到人。扶贫任务从解决农村温饱转为巩固温饱，再到脱贫致富。产业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新型乡村旅游扶贫等等，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有力推动了农民脱贫，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郝志景《新中国70年的扶贫工作：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和前景展望》

材料一   贫困教助是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养民也惠”，要求统治者实行爱民的惠政。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教助。宋朝国家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明清时期政府诏令天下设置养济院，作为政府日常救助贫困的专门机构，同时根据贫困程度给予不同的教助，例如“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转贷”。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近代一些思想家效仿西方救济制度，倡导“教养并重”的理念，他们认为“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率先收养贫民，创立京师“工艺局”。该局设置农业、工业发展所需工艺科目，如绣工科、铁工科、漆工科等，向贫民教授其技艺，使其自立。光绪三十年（1904年），陕西省设立“工艺厂”，挑选少壮无业贫民百余人进厂劳动生产，学习技艺。清末，各地纷纷建立起各种新式救助机构。在民间，由各地士绅主导，以救助贫困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活动日益活跃。

——摘编自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扶贫道路逐步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面到点的变化，在减少贫困人口数量、降低贫困率的同时，逐渐确立了中国特色扶贫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其他国家的扶贫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编自刘俊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历程、经验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