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房玄龄（579-648年），齐州临淄人。房玄龄与唐太宗论治时，谈及了隋朝名相高颎的公平正直，他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的想法不谋而合，唐太宗高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史治清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唐太宗“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在选官用官的问题上，魏征曾给唐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选人为官一事，魏征说先要了解他的才能，然后审核他的品德以及爱好等。他还认为，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他建议要“用其所长，舍其所短”。

贞观十四年，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征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魏征上书唐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做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唐太宗也经常对臣下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时期被后世称道的原因在于君主给了臣子更多的尊重和参政机会，让这些臣子在君臣道义的要求下去参与社会治理，进而在制度设计上为君臣共治的实现提供了许多条件。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为政》

材料三   仲舒复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本师异道，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四：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城市革命”，是中国城市从封建的农业经济泥沼中挣扎出来的第一步。这时，城市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复杂局面，尤其是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新因素，也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施亮《北宋的“城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