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战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即达70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

材料二   1955年，国务院公布了市和镇的设置标准：凡常住人口2万人以上的居民点被列为市；2000人以上而同时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列为镇。中国推动的五年计划以及国家城市发展策略都建基于这些市镇单位。自1955年的设市标准实施后，至1957年，全国城市增至179个，其中71个是新设的。新市大都位于内陆省份，是依赖本地资源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工矿企业为依托的新建城市，如包头、克拉玛依、白银、兰州、大同等。在沿海地区，有23个原城市被取消了城市地位。这些发展体现了新政府由沿海转入内陆的新的工业化空间政策，城市发展动力在空间上出现变化。1949到1957年间，城市化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比率亦由10.6%升至15.4%。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   欧洲中世纪晚期，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港口城市从远洋贸易中获取巨利，由于跨海远程运输风险巨大，且集中投入巨大资金的需求和长期的耽搁、等待，使这些海运城市中的商人逐渐发展了以银行贷款作为基础的信用制度以及分摊风险的保险制度。这两个新兴的经济制度，毋庸置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石。经济实力的增长，提供了城市与封建主谈判的资金支持，为城市自治权的获取提供了基础。城市经济兴旺，人口众多，城市大学进一步发展，大学之间的交流也孕育着创新新理论的机缘。

——摘编自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

材料二   1955年，国务院公布了市和镇的设置标准：凡常住人口2万人以上的居民点被列为市；2000人以上而同时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列为镇。中国推动的五年计划以及国家城市发展策略都建基于这些市镇单位。自1955年的设市标准实施后，至1957年，全国城市增至179个，其中71个是新设的。新市大都位于内陆省份，是依赖本地资源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工矿企业为依托的新建城市，如包头、克拉玛依、白银、兰州、大同等。在沿海地区，有23个原城市被取消了城市地位。这些发展体现了新政府由沿海转入内陆的新的工业化空间政策，城市发展动力在空间上出现变化。1949到1957年间，城市化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比率亦由10.6%升至15.4%。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部分城市开埠通商，新兴工业在这些城市逐渐兴起，大量外国工业品以及粮食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料不再完全仰赖于本国农业部门供应，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对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制约力有所减弱。同时，沿海沿江开埠通商城市也开始了早期工业化进程，由此形成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开始逐渐上升。但是从全国来看，城市化发展速度仍然非常缓慢，1893年中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仅为7.1%。

——摘编自何一民《清代的人口变化与城市化特征探析》

材料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城市日益发挥着社会和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思考成为各级政府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指导方针，它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指导战略。20 世纪90 年代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各大城市新区、开发区等开始纷纷涌现，建设规模都非常大。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二十大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点放在解决“人”的城镇化，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摘编自孙婷《中国近40年城市化发展主导战略与实践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