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初以“国魂”来指代“民族精神”。1899年，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将中国魂的实质视为“爱国心与自爱心”，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尊自强的品质。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从公德、进取、权利、自由等方面论证民族精神应该包括的新民特性，希望通过培养具有近代国民意识的“新民”，达到“重塑国魂”的目的。

严复强调忠孝节义“实为国民之特性”，为立国精神之所恃。其主张被企图复辟帝制的当政者所利用，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腐朽思想与愚昧观念的猛烈批判。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民主、科学、自由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摘编自唐海涛《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

材料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中国共产党确定全面抗战的方针，人民民主力量发展壮大。在三大决战胜利之时，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团结统一、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伟大号召，明确了党的建设方向。

——摘编自俞祖华《中华民族精神新论》等

材料一   《周易》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的精髓。《左传》记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北宋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顾炎武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郑师渠等《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知识分子最初以“国魂”来指代民族精神。1899年，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将中国魂的实质视为“爱国心与自爱心”，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尊自强的品质。抗战时期，知识界将发扬民族精神与动员民众抗战的历史使命相联系，使抗战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真正实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中华民族的观念得以在民众中牢固树立起来。

——摘编自唐海涛《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

材料一   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华民族精神构建的时代。《礼记·礼运》语谓：“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周易·乾卦·象传》语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人们从天象而感悟人道，认为人应当像自然的运行那样生生不息，不断前进。《礼记·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精神，在先秦时期常常被称为“中和”或“和合”。

材料二   宋儒在学术上坚持求新，张载认为“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理学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理学家在建立体系时，大多经历了“泛滥释老，返诸《六经》而后得”的过程，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的民族特色。

——以上材料摘编自郑师渠《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三   在近代反侵略的进程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勇抗争，努力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斗志。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仆后继、救亡图存”的反抗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也正是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发扬自强不息、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有最终百年国耻的洗雪。

——宋凌迁《近代反侵略进程中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