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遣唐使和大多数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回国后都作出了贡献。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发展，还表现在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政治方面，日本孝德天皇的大化革新的出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遣唐学生推动下进行的。他们改革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仿效唐制，为强化提高天皇的权威建立年号，称孝德天皇元年为大化元年（645），是为日本天皇设立年号之始，同时也是大化改革的名称的由来。随后全面学习唐律令，主要以唐《永徽令》为样板。在文武天皇（701年，大宝元年）所颁布的《大宝律》中的《田令》规定有关口分田、职分田、公廨田等名称和内容都与唐朝均田法令一样……设立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太政官下辖八省，各省又下辖若干察、司分理政务，一台为弹正台（相当唐的御史台）；地方行政组织为国、郡、里。全日本国置六十余“国”，长官叫“国守”。军队在中央设五卫府。随着《论语》等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儒家思想被注入政治之中大力推广。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在京都设立太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学科分为明经、经传、明法、书、算等科，基本与唐相仿。

——孙宏：《简论日本遣唐使》，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