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861年改革前成立的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员兼编纂委员会主席雅伊罗斯托夫采夫说：“我不愿意农民过得优厚，但我要防止俄国的暴动。我认为，我们把农民同土地割裂，就会点燃俄国。”从编撰委员会总的出发点来看，“编委会大多数当时是站在个人所有制而不是公社所有制以便的”，但沙皇政府之所以竭力维护公社，是把公社及其连环保制度看作是保障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而不受地主侵袭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政府的改革方案中才有第个九年期内禁止农民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的规定。

——摘编自曹维安《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村社》

材料二17~19世纪俄国的农村公社已进入土地重分型公社阶段。村社自身管理的主要机构是米尔村会，他的作用是使农民的普遍行为处于公共法律的形式之中。村社还是社会政治组织，是国家规范、政策、法律的传播工具和具体执行者，国家通过农村公社对农民征收赋税、徭役、兵役。村社中的农民都要集中居住在村社中，采取劳动组合的方式进行集体耕作1861年后，原来作为农奴的村社成员不再依附于农奴主贵族，农村公社代替了原来的农奴主贵族，成为代理国家管理农民的正式机构，村社成为束缚农民的主要形式。

——摘编自王文娟《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村社职能的嬗变》

材料一   1861年俄历2月19日（公历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改革法令。法令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农奴人身得到解放，他们有权拥有动产和不动产，可以自由转换职业，从事工商业活动等。同时，农奴可赎取一块份地和宅旁园地，农民有永久使用权（在法律上仍属地主的财产）……赎金数额比当时的地价还高，实际上包括了人身自由的赎金。……为加强对农村统治和管理……保留了村社，政府把农民组织在村社中实行连环保。

1861年俄国改革，延缓了革命但并不能消除革命。这次改革是按照农奴主利益进行的。改革后，沙皇政权基本原封不动，大部分的土地还是掌握在贵族地主手里。俄国引起革命的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继续在发展。

——摘编自刘宗绪《世界近代史》等

材料二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封建制度危机四伏，封建营垒急剧分化。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西南各藩，从藩主大名到下层武士以及一批宫廷贵族都背离了幕府，向资本主义转化。

明治维新在经济上，完成了在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成为经历工业革命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的奇迹……似乎无可置疑的是，日本人对文化的独特性的强烈意识，对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的传统，军人光荣感和勇猛的武士道精神，对纪律和刚毅的强调……加强了日本为战略上的安全和获得市场及原料而扩张为“大东亚”圈这一目标的动力。

——摘编自张琪《历史的比较与思考：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等

材料一　“农奴制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尤其是因为军队也是农民编成的，便是更加危险了。继续拖延只会引起更大的灾祸，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对地主会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宜尽快通过改革方案。”

——摘编自《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二　1857年1月3日，沙皇政府成立了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大多为大贵族地主，他们并不热心改革，委员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为借助舆论的力量化解来自封建地主的阻力，亚历山大二世首先让报纸公开讨论农民问题，同时下令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讨论解放农奴问题。……1861年沙皇颁布“二一九法令”，规定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可以赎买一块份地，……因为赎买了土地，他们就摆脱了对地主的义务，而成为拥有私产的完全自由的农民。

——摘编自人民版教材《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三　改革后，一方面，农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小商品经济，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阶级分化，农村中分化出一些资本家性质的农业经营者，他们用多种方式积累资本，添置新式农具，购置耕地，雇佣大批劳动力，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另一方面，农奴只是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但并未获得充分的人身自由，仍然受到村社的严格管理，农民不仅仍然缺少土地，而且为赎买份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农民生活依然十分贫困。

——摘编自陶惠芬《俄国近代改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