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消费习俗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甚至可以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

材料一   步入近代后，新型工商业的发展与商业文化的形成，对传统消费观念的冲击与影响更加突出。人们对崇俭抑奢的传统消费观念发出质疑，并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消费观念。   

材料二   在西方，节俭成为全社会生活实践的主流价值，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要归因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节制物欲，钱才能转化为资本；反过来，投入可持续，工业生产和销售可扩大发展，才能保障更大利润的回报。节俭作为一种美德是辅助性的、相对的，这意味着，其一，恣意挥霍是错误，克己过度也不好；其二，节俭与别的更重要的美德搭配共存方显其善，否则，空有节俭，全无其他品德修养，它也就失去了价值。

——摘编自萧莎《中西方的消费观》等

材料一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尚俭去奢”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积极构建“崇奢黜俭”消费观。梁启超认为“尚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谭嗣同指出：奢伦本非天生地就，而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伦理教条。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对亚当·斯密的“财无滞者，尽家之财皆有息利，尽已之有皆以养工……一国之获利亦阅（大）矣”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尚俭”容易造成人们只重“节流”、不重“开源”的思维定势，“崇奢”才能促使财富流动，或是通过交换进入市场，或是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避免财产壅积和因财富不均引起的混乱。他主张将资金投放于新式企业的创办，实现财富增殖，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

材料二   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过去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单，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曼德维尔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

这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大家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也使进口商和制造商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公正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论语·颜渊》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要求君主秉持正义，行为正当。君主先正已而后正人，天下即可垂拱而治。《礼记·礼运》提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处的“公”具有较为充分的伦理意蕴，强调的是公心、公义。老子强调“损有余而补不足”，主张平均分配的社会理想。荀子提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韩非认为不从事劳作而生活供给却很充足，不担任官职而名声显赫，这是不公正的；堵塞个人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

——摘编自方宁《中西方古代公正思想差异性研究——基于先秦诸子公正观和古希腊正义观的分析》

材料二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正义作为一种美德也源于知识和智慧。柏拉图把城邦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者、护卫者以及生产者三个阶级，他认为每个阶级所对应的正义都是有区别的：对于统治者而言，正义就是智慧；对于护卫者而言，正义就是勇敢；对于生产者而言，正义就是节制。在他看来，国家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国家正义的实现还是需要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实现。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法律中，法律规定了哪些行为是恶或者公正，并且只要遵守了法律，就可以称之为公正。一定意义上来说，法律本身是公正的，而制定法律的人也是公正的，因为其代表了城邦整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认为，获取财富要使用正当的手段，如通过劳动从大自然获取财富，他称之为“自然的获取财富之术”或“必要的获取财富之术”，否则就是不正当的，是不合乎正义的。他还专门写有《伦理学》一书，从公平的角度分析商品交换的过程和价值。

——摘编自黄洋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