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清朝承袭了明朝制度，承认土司的统治。随着土司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形成了威胁西南地区稳定的重要隐患。为铲除隐患，稳定西南局势，清朝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方略。雍正初年，鄂尔泰上任后便指出，土司是西南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西南地区情况复杂，尤其是川、滇、黔交界处，长期成为三不管的真空地带。雍正四年，鄂尔泰在《敬呈东川事宜疏》中提出调整川滇黔疆，归并事权的建议。清朝承袭明朝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与缅向、老挝、越南等国家间建立宗藩关系，实现安边守疆之目的。此外，清廷在西南交通沿线及重要城镇驻扎大量绿营兵，确保了对西南的有效控制。清廷下令在全国各地设立政府兴办的社学，传播儒学，学习汉语，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清朝统治者鼓励内地人民到西南边疆地区垦荒种地，移民的迁入带来了高产作物的普遍推广。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二版）

材料一   秦朝疆域图

材料二   辽太宗时，随着辽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展，不同民族之同在生产方式，社会习俗方面的差异为其统治带来日益严望的困难。契丹征服者一时尚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中原农耕文明，而又无法改变先进的农讲经济，于是，确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朝双轨政治制度.

材料三   在东北地区，中央派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管理军政与民政。在蒙古族聚居的北弱地区，清朝则实行盟旗制度。东新疆地区，清政府在伊犁设立将军府，由中央派驻伊犁将军纸辖天山南北。1884年，设新疆行省。在西藏地区，清政府设驻藏大臣。在西南地区，清初仍袭明朝，实行土司制度，到雍正年同，清政府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

——摘编自马汝珩、马大正主淚的《清代的边政策》

材料一   康熙二年广西镇安王府改设流官。战乱使“川、滇、黔、桂四省所占全国人口比重由10%猛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3%”，大规模移民由是开展，但由于“各土司之间、土司辖区和汉人聚居区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区。土司统治区形成了一个个封闭排外的民族堡垒，阻碍了外来民族人口的迁入”，“土司对辖区土地、矿产、山林、水源等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与外来汉族移民的流动和生存亦形成矛盾”，西南地区垦荒采矿等受阻，加之1750年后大量汉族移民在澜沧江内形成“外来者多，土著者少”的局面，历大小金川之役，推动了雍正时期大规模强硬的改土归流，改土归屯，以军事手段为保障。过程中，“不少土司甚至一般少数民族群众被杀或逃亡”，大量土地丧主，是为“新辟夷疆”，最终致使西南地区政治经济与内地统一，文化上兼“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逐渐使西南各族群在大一统的框架下交融。

——摘编自中央民族大学论文集之《中国和英国“近代”（1453﹣1919年）民族政策比对》

材料二   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回族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没有什么不好，而是很好。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