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年10月，杜鲁门和尼赫鲁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在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尼赫鲁坦率地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由于国民党不得人心，政权转移到共产党手中，引起外国势力不满，这将更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利于削弱莫斯科对中国的控制。由于印度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临近，使其对中国的态度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杜鲁门对尼赫鲁的表态明显不满意，他表示美国“希望非共产主义国家一起进行讨论，以统一行动”。

材料二   正是因为美国对不结盟的立场发生明显变化，才带动了美国对印度政策的相应调整。杜鲁门当政期间，基本维持“英联邦”政策，希望印度尽量倾向西方，并向它提供了一定的援助。艾森豪威尔当政时，先尝试与其结盟，后又希望以经济援助，促其发展成西方式的“民主橱窗”。肯尼迪时期，美国的印度政策改弦易张，开始通过大量经济援助以发展和维持良好的印美关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在利益、理念与平衡间的选择》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美国一向敌视中国共产党，即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政府仍没有改变对华态度，拒绝承认新中国。面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综合考虑了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后所做出的明智选择。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下图）

材料   二战后，法国在经济、财政上严重依赖美国援助，在对外事务上甚至唯美国马首是瞻。新中国成立后，法国迟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年戴高乐第二次当选为法国总统，确立了维护国家独立、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戴高乐认为，“忽略一个正在亚洲不断扩大影响的崛起大国的存在是不现实的”，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特别不可能想象有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与和平”。1963年10月戴高乐特使富尔秘密来华，寻求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经过3个月的谈判，最终在“承认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和“断绝同台湾当局关系”问题上达成一致。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交。西方媒体惊呼中法建交为“外交核爆炸”。

——摘编自黄庆华《中法建交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