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学说，经络学说，病因与发病学说，病机学说和防病学说。在整体系统观和辩证论治主旨的指导下，在对疾病的现状进行周密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一套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治则，包括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摄阴阳、调整脏腑功能、调整气血关系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六个方面，用以指导具体的治法、处方、用药。治则是指导疾病治疗的总则；治法则是治则的具体化，是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如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补法、消法等等。而治法中的益气法、养血法、温阳法、滋阴法都属于在扶正总则下的具体治法；治法中的汗法、吐法、下法、逐水法等，都属于祛邪总则下的具体治法。

——摘编自宋定国《国学探疑》

材料二 古希腊的医学和生物学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结构以及生物发育过程。或许是在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思想理论影响下，希波克拉底学派采用了四体液说：黏液、血液、黄胆和黑胆，它们是“宇宙四种元素或四根，即火、空气、水和土在身体内的表现，每种体液对应着热、干、寒和湿四种基本属性。他还强调仔细观察症状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查身体、体态、呼吸、睡眠、尿、大便、痰以及病人是否咳嗽、打喷嚏，是否有气胀和器官损伤等。治疗不仅包括食疗，而且包括洗浴和按摩，还有许多草药，包括催吐药和祛痰药。不过，希波克拉底最著名的可能是他的学派采用医誓。医誓的主要内容是永远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医誓非常详细地明确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保密关系，它在历史上为医生赢得了很高的地位。

——摘编自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材料三1850年后，合信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著作。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医道》中较全面地比较中西医，认为西方医学在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诊断手法、药物炮制、外科器械等方面都胜于中医。李鸿章指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梁启超此时认为发展医学是变革图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医者增多，学习西医的民间组织和报刊杂志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

——摘编自王勇《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出土文献不断被发掘与保护。据统计,其出土或收藏次数有35次之多。这些出土文献以“医方”“医经”为主,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针灸推拿学、方剂学、药学、养生学以及床各科的治疗等。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已经记有传染病的预防制度,其中提到的“疠迁所”,开创了我国乃至世界传染病隔离的先河。中医出土文献的不断被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与传世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同时代或者更早的医学典籍,也向世人证明我们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不是一簇而就的,而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总结的。

——摘编自熊益这《从先秦两汉中医出土文献谈文化自信》

材料二 纵观17世纪的医学,实验观察与数量分析方法的引入,促进了基础医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运用科学手段研究医学问题,哈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发现的血液循环说是17世纪生命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医学理论上三个学派的争鸣,以及其他面的进身,为近代医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摘编自程之范《西方17世纪的医学》

材料一     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系统地阐述人体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问题。它在阐述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对当时的哲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阴阳、五行、天人关系等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养生保健等学说。东汉名医张仲景医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临床经验与哲学理论的联系上，创造了辩证论治的医学原则，他不注重机体局部的结构与功能，而是从整体出发，对人体进行生理病理动态变化的宏观研究。

材料二     古希腊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全集》强调具体的解剖结构，对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描述，是以具体的客观解剖形态为依据的。古罗马名医盖伦倡导实证医学，重视实验，他强调解剖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奠定了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基础，强调疾病局部定位。

材料三     19世纪后期，西方医学发展很快，在诊断方法上有听诊、叩诊，治疗方法上麻醉术的发明以及外科手术技术进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扩，来华传教的基督教医师越来越多。中国也现了些新的医学著作如《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中西骨骼图说》。1901年江西中医学堂开办，教授的知识也包括传统医学和西方的新知新事。李鸿章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则君嚆矢(hāo shǐ，比喻事物的开端或先行者)之功，其寿世寿人，讵可量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