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 才大多数都来自于士阶层。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出入于各国，成为 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人才。……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为“夫 子”，其“率徒讲学，辩其谈说”，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各国养士之风盛行，最著者如齐国 的稷下学宫，名流荟萃。其他如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中君，食客都达 3000 人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 国社会的常态。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 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宋代优遇士大 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 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大概由于教育较 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三   清儒则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进士，在政治上即成骄子，根柢不能像汉人之淳朴笃厚……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清代知识分子校勘、训 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是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

——摘编自钱穆《中国知识分子》

材料四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 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一代学子从学术理论到个体人格的参与，从 治经到探讨治国之术的递变，都反映了他们忧时匡世之心。我们把包世臣、曾国藩和康有为 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摘编自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方向。大批知识分子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从欧美、日本等异国 他乡纷纷回到祖国来。截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总共有 2500 多名海外专家、学者和留学 人员回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了科研、教育、国防等事业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们放弃了 在外国的高薪与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洗刷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与失败。

——摘编自李楠等《梦想与责任》

材料一   自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以后，两汉时期的皇帝常亲自到孔子故居祭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使儒学上升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汉代以察举制度选官，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和郡国学培养学生。汉元帝即位后，儒生地位进一步提高，朝廷主要机构里充斥着儒生官员。西汉末年，实际掌控西汉政权的王莽也重用儒生，托古改制，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到两汉时期，随着汉光武帝对儒学的重视，儒学在社会各阶层普及开来，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摘编自杨爱国《论东汉儒学在社会上的普及》

材料二   汉学与宋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和两大学术形态。汉代儒学的兴起有赖于帝王主宰的庙堂尊崇儒术。汉代儒学的资源是《五经》，而宋代学术思想的兴起是由于相对独立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宋学的形成首先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学术和民间教育（如书院），其思想资源是《四书》，重心已经从汉代的“外王”转向“内圣”。宋代儒学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批判汉学，还着力批判并吸取佛老思想，以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将天理引入儒家人伦，强化儒家伦理的绝对地位，推动儒家人伦本体化、哲理化。

——摘编自朱汉民等《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材料一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下层平民中大量受过教育的“士”，或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或独立于社会，形成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从孔子起到秦代干政的韩非、李斯是一类，自庄子起到秦末的鸡冠子（注：道家代表，终身不仕）又是一类，如果说春秋早期和中期，这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大多还只能做卿大夫的家臣，像孔子的弟子，那么，战国时期则相当多的“士”就十分风光……常常可以与权力分庭抗礼，于是“思想”便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北宋士大夫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从建国初赵普的屡次谏言，到中期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无不反映出宋代士人为维护封建政权而做出的最大努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当时士人中间并不是个别现象，这同前代士人逃隐山林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代科举制的完善，给普通士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全国各地不论是京畿，还是闽、蜀、两广等偏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士人挑灯夜读，为求取功名奔波于漫漫求仕途中。由于科举朝着重策论、轻诗赋，重能力、轻浮文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士人具有以文章为工具，利用经术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使士人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士人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格。

——摘编自宋馥香《略论北宋士风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材料三   （李贽）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