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西汉到隋唐，受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话，讲究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选官考试也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这使治经道路愈走愈狭。儒学的正统地位也日益受到冲击。至北宋中期，儒学领域出现新现象，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学派众多的宋学。自此，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越出了单纯研究儒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新学问，再度契合维护统治的需要，巩固了儒学的地位。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已运用数学语言并且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输《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材料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材料三   如果说在初创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管理者的“个人魅力”起了相当大作用的话，那么，随着深度市场化和自主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则要求经济管理由过去比较注重政策优惠和“个人魅力”逐步提升为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总之，以深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作为改革的战略取向，中国经济体制才能更加完善、更具有生命力，才有可能成为当代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体制之一。

——整理自【美】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费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

材料二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15世纪，也是多才多艺之人辈出的时代。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但要研究古代经典理论，还要研究地理、历史、文学；不但要翻译古代的戏剧，还要同时兼做导演；此外，他还可能是一名地方长官、外交家。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