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代“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熏染成性，…往往受赃枉法”。元仁宗登帝位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生，何以至此！”皇庆二年（1313年），仁宗正式下诏恢复科举制。曾经当过文天祥幕僚的南宋“遗老”赵文时年75岁，也闻风而动，其他“遗老”们也踊跃应试。元朝科举，无论是试题、场次、放榜，还是录取名额、授官，都明文规定对蒙古人、色目人优待照顾。

——刘安泰《谈元朝科举制度的废与行》

材料二   北洋时期，文官考试分为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两种，分别由文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和文官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主持进行。两个典试委员会均于考试之前由大总统临时任命，考试结束后即予撤销。应试高等考试需有3年以上高等学校学历与毕业文凭或通过普通考试及格分发学习期满之男子；应试普通考试需有技术学校以上毕业文凭或同等学历经甄录考试及格或曾任委任以上文职之男子。高等考试中第1试为国文，第2、3试，依其报考的专门学科分别考试不同科目。普通考试第1试为国文，第2、3试分行政职与技术职分别考试。行政职考宪法、现行法令之解释、策问、文牍，技术职按照应试人之学科分别考试技术科目。

——武乾《论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

材料三   1982年，《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颁布，文件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要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同时，文件还明确了考试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并确定政府人事部门的主导作用，将以前各系统、各部门为主分散考试改为统一组织。针对干部人员范围过于庞大，缺乏分类管理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着力推进不同类别干部的管理改革。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我国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考试录用制度也随之确立。

——句华《中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变革趋势》

材料一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才的主要途径。照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礼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象，中格即取”。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摘编自白寿彝著《中国通史》

材料二 变法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诗赋水平高低容易评判，策论弄虚作假也难知道，因此看卷子难了；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他们主张科举继续以诗赋为主。

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考内容非其所习，科举之人，是要反对的。于是至元祜年间回复旧法，而熙宁之法复废。但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也要加以反对。于是折衷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选举》

材料   在蒙古统治集团里，进身为官的途径多种多样，科举选士授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途径罢了。元代科举制度是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个多世纪以后，在元世祖即位五十四年、建国号为元四十三年以后，才正式开科取士，实施的时间不过五十余年，其中在元顺帝时还有七年“诏罢科举”。据史料统计，元代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只占元代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二强，数量微乎其微，所以科举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远不如其他封建王朝。

元代的科举只设进士一科，而元以前的唐代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还有俊士、一史、三史、三传、开元礼、道举、童子举和弘文崇文生等不定期举行的开考科目。元代科举对应试对象的资格，规定的不如其他封建王朝那么严格，显得较为宽松，除蒙古族、汉族知识分子外，西域、中亚各少数民族即色目人中的知识分子，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元廷依其归附的先后，将他们划归为汉人或南人的范围内）的知识分子，都可参加科举考试。明、清王朝开科取士，大体上采用的仍是元仁宗皇庆年间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罢了，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中国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