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出发点是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立足，并最终实现国富兵强，这体现了他“务实功利”的价值追求……然而，这次变革在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秦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该变法的积极一面在于用爵禄和刑罚将人们追求利益的途径和方式规范到国家需要的道路上来，把人们的生活、生产甚至思想都引入一种轨道式的模范。但此次变法对法律过度的依赖，比如鼓励亲属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却也撕裂了人伦亲情。“轻罪重刑”使司法行为恐怖化；“不赦不宥”使“犯罪分子”一旦获罪则走上绝路，这些繁密的法令使秦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也渐渐降至仅仅遵循法律规定的最低线。

——据许鸿基《商鞅变法的法治思想与借鉴意义》

材料二   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圣）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材料一   在传统伦理文化的义利观中，“义”，就是道德准则，是谋“利”的立足点和根本点。“利”，就是利益，既包含物质利益或功利，也包含其他方面的利益。它是人活动的目的，也就是举“义”的目的。义为理，利为欲，二者互为依存，对立而同一，这一对矛盾范畴作用于人的主体，就构成了人的思维方式，即形成了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是主张“贵义重利”，提倡和鼓励人们追求“义”的利益。二是在谋利的方式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取利于义”“见利忍义”，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已，确立了传统伦理文化最基本的价值法则。

——摘编自吴定求《论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材料二   在近代义利观演进中能较为完整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并提出独立见解的要数严复，他将义利观摆在其德育教授新法中的显要位置，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为这一古老的课题赋予了新的意义。严复依据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论证自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又依据经济学知识来论证“独利必不利”的公例，进而提出了“义利合”、“两相为利”的思想。他认为，要获取功利，其行为必须以符合道义为前提，所谓“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义则无以谋利。

——摘编自孟祥亭《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衍化》

材料一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二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靳浩辉《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