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式出版。《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煕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官员该书印刷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它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

——摘编自易惠莉《郑观应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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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发生变化。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已认识到，中国所面对的不复是王朝历史中“未受王化”的蛮夷戎狄。他甚至认为西洋诸夷亦自有其礼义节度，且其坚船利炮之术更远胜中国，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其后，冯桂芬也坦率承认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若再不虚心向西方各国学习，“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诸如此类的认识，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不断深化与普及。戊戌变法前夕，王韬（注：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于《华夷辨》一文中对“内华外夷”的传统说法大加抨击。他认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如今中国既有许多地方不如外国，正应及时更易陈旧的“夷夏之辨”观念，学习西方长技。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