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吕思勉认为，“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新全球史》中也认为，“正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混乱才迫使那些思想者不断反思社会的本质以及人们在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角色”。“一致而百虑”，社会的重要矛盾，即一致，引发了士人阶层的百虑，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社会应该是如何运转进行了自己的理论构建和大讨论。

——摘编自刘子贤《论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之关系——以春秋战国为例》

材料二   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中国近古社会政治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以儒学为中心建构起的囊括宇宙与人伦的学术体系，可以说是对上古与中古学术的继承、反思与集成，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最高形态。继宋明以后，有清近三百年的学术史究竟如何定位，歧义很多。而以两种说法最具代表性。一种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另一种钱穆以清代学术为宋、明的直接承继。

——摘编自许结《中国文化史论纲》

--摘编自周振鹤《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等

材料   范祖禹（1041-1098），北宋著名史学家与政治家。他独自编撰《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还参与了《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的编修，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宋室继乱世而兴，由于统治者政治经验的缺乏，传统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以唐为鉴”的修史热潮为范祖禹编修《唐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范祖禹的《唐鉴》“上起高祖，下终昭宣”，主要围绕帝王的各项政治活动展开，用一史一评的方式从君主修养到君民、君臣关系及治国策略等方面总结帝王成败经验。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虽然他一再强调“民为国本”，但仍将唐代起义的农民称为“盗贼”，坚持“华贵夷贱”的民族观，对于唐太宗采取的民族政策大加批判。他的史鉴思想所表现出的义理化倾向对后世研究两宋史风的转变有重要参考价值，进步的历史变易思想与反对封建迷信的无神论思想更是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亓淑杰《范祖禹史鉴思想研究：以<唐鉴>为中心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