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士人，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各国统治者出于争霸需要，礼贤下士，争相招揽人才。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汉武帝时期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成就治世的策略。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任的重臣，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并受封平津候，于是“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矣”。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一   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等

材料二   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国王启用乡绅治理地方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乡绅与国王、大贵族之间均存在依附关系，但在执行王室政策、法令的同时，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使得乡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形成“乡绅自治”。这是英国传统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是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乡绅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担任治安法官来实现，治安、刑事司法、税收等体制都因治安法官权力的逐渐增大而被纳入其中。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

材料一: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思想家，在当时享有“群儒之首”的声誉，在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全部学说，正是从维护专制王朝的大一统出发，但他的文化史意义，又绝不仅于此。董仲舒自觉地用儒家精神改造阴阳五行说，建构起天人一统的宇宙论系统图式，创造性地完成了自战国末年以来，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大提高而产生的对于宇宙、社会、人生作出统一的规律性解释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宋代，理学家们通过对所控制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收缩到儒家学说的核心上来。与之相配合，注重蒙学教育的教材和读物的编写，通过儿童时期特有的认知特点，将儒家价值观念传播提前至儿童时期。更难得的是，宋代注重族规家训的编撰，士大夫为了使家庭、家族得到长久地延续，运用儒家三纲五常规范族人、家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习惯，将儒学的原则和制度渗透到民众的生活中，促进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社会化。

———摘编自《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

材料三:黄宗羲在全面批判君主专制种种弊端的基础，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理想，表现了思想创新的理论勇气。特别是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重要政治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二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当家做主，而不应由君王一人垄断；三是君的权力来源于人们，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必须尽心尽力为民服务。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