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高宗总章（668—683年）以后，进士录取名额有所扩大。武则天统治时期，经常以自己的名义下令举行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对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对于没有出身资格的一般士子，这是立获美官，至少是取得出身资格的一条便捷途径。

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许敬宗一人为隋秀才，房玄龄、侯君集等二人为隋进士，其余二十六人皆不从科举出身。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思谦以及在高宗末年即已为相的裴炎、郭正一、魏玄同等四人；但到武则天称帝期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激增到二十人，占这个时期宰相总数的一半左右。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材料二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政府于京师举行科考会试，试后取录了宋综等52人，均为南方士人，而北方士人则无一人取中。放榜之后，舆论大哗，招致北方士人举子强烈不满。之后，明太祖“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复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这一事件“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宣德二年（1427年），杨士奇向明宣宗建议：“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为中数。”明代完整意义上的南北中“分地而取”的分卷制度正式形成。

——摘编自王凯旋《明代分卷制述论》

材料一   延康元年二月，曹丕继承魏王、丞相位，制定九品官人法，由本郡推举现任朝官中的郡人充当中正，吏部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对官员加以任用。这样就把原来跟朝廷相对立的乡里清议纳入朝廷选举的轨道，中正官对乡里清议的私家操纵也由此取得合法地位。这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力控制。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二   隋朝建立后，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隋文帝杨坚毅然废去九品中正制度，按德才标准选拔官吏，行科举之制。隋代的常选有进士、明经和秀才。隋代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尚未形成一种完备的制度。到了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扩而大之。取士之科分秀才、进士、俊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他医、卜、星、相、琴、棋、书、画均可登科。科举除常举外还有制举，由皇帝亲自主持，科目多为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均可应试，但不是经常举行，制举录取人数一次只一二人到五六人，因而在科举考试中不占重要地位。唐代积极推行和发展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为庶族地主开辟了入仕的途径。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一   察举制是我国汉代一种自下而上的官吏选拔制度，秉着所有人都享有参与察举的权利的原则为平凡的士人开辟了一条为官之路，有力的笼络了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因荐举科目的不同对被举者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察举中的举秀才、明经、博士等科都需要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在察举特科的科目设置中，譬如利用“阴阳灾异科”选拔善于观天象、通阴阳的“有道”之士，“勇猛知兵法科”察举的是善用兵法的武将勇士，“治剧科”选拔的官吏善于治理难度较大的地区等。在人才选拔的标准、科目、内容、方法、程序以及被举荐后的待遇情况、对举荐者的赏罚方面等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这些都成为后世选拔制度的一个参考依据。

——摘编自刘园园《汉代察举制探析》

材料二   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许敬宗一人为隋秀才，房玄龄、侯君集二人为隋进士，其余二十六人皆不是科举出身。唐高宗以后，进士录取名额有所扩大。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思谦以及在高宗末年即已为相的裴炎等四人；但到武则天称帝期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激增到二十人，占宰相总数的一半左右。武则天经常以自己的名义下令举行制科考试，“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对于没有出身资格的一般士子，至少是取得出身资格的一条便捷途径。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