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要求君主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他主张颁布成文法，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上下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人们“不可以须臾忘于法”,要求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习惯。不管卿相、将军、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鞅变法实施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段战平《商鞅变法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材料二   自从清政府通令各省兴办学堂以后，“天下知朝意向西学，哄然改书院，卖积谷，加亩捐。凡天下有血气者，莫不以办学为先务矣”。到1911年改设、新建学堂达52500所，学生达156万人。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客观上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扫除了一大障碍，1901年以前全国留日学生不过一、二百人；1903年达1300余人；1905-1906年又增至8000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邓亦兵《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

材料三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5年3月7日）

材料一   我国教育发源很早，夏朝就有了称为“序”的教育机构。西周形成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秦朝禁止私学和“焚书坑儒”，使普通教育受到很大摧残。汉代在长安设“太学”并开始“以儒取士”。隋炀帝杨广开创进士科考，唐至宋不断完善科举制。元代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促进了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明清以理学为正统，把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大兴“文字狱”。由于控制加强，书院制发展到清代就完全官学化了，导致古代中国教育之路越走越窄。

——摘编自刘瑛《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大事、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1905年陈独秀到安徽公学任教，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到五四前后他的教育事业达到顶峰。五四前期（1916—1919年）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个性主义，认为当前的要务是塑造新一代的国民：“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见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五四后期（1920—1923年）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教育应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学校应破除“闭关主义”，向全社会开放。

——摘编自郭秀文《从专注个人到重在社会——陈独秀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演变轨迹》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至2018年前），邓小平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方法上要适应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生参加的劳动要与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相适应，避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要考虑近期生产建设要求，更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专家和劳动后备军。自此，我国学校劳动教育开始从以往偏重体力劳动转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从以往单向度适应现有生产劳动水平转向面向未来引领劳动发展；从重劳动转向重教学、重实践。服务学生素质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的主旋律。

——摘编自刘向兵、曲霞《党史百年历程中劳动教育的功能及其实现》

材料一   明清城市是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权力的观念对城市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 僚阶层盘剥。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区，改变城市的阶级构成。晚明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工商业城镇，这对城市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控制，中国 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工商业缺少立法方面的保护，使得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

材料二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部分城市开埠通商，新兴工业在这些城市逐渐兴起，大量外国工业 品以及粮食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料不再完全仰赖于本国农业部门供应，自给自足自然 经济对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制约力有所减弱。同时，沿海沿江开埠通商城市也开始了早期工业化进程，由此 形成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开始逐渐上升。但是从全国来看，城市化 发展速度仍然非常缓慢，1893年中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仅为7.1%。

——摘编自何一民《清代的人口变化与城市化特征探析》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居 住和生活。城市日益发挥着社会和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思考成为各级政府政治 智慧的重要体现。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 展小城市”的指导方针，它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指导战略。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建设 实践中，各大城市新区、开发区等开始纷纷涌现，建设规模都非常大。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二十大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点放在 解决“人”的城镇化，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摘编自孙婷《中国近40年城市化发展主导战略与实践反思》

材料四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 上讲，它们建立在商业贸易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 所以在这些城市中……无法阻碍资本主义结构的潜组织因素的结合。在西欧封建社会远未衰落之际，就 形成了城市自治，城市自治政府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城市有自行管主不能直接征收。

——摘编自金观涛《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