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受到“作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影响的西方传教士，远涉重洋，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汇激荡的历史篇章。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天儒冲突”。天儒礼仪之争，最初只是一个译名之争。基督教中的造物主Deus音译为“徒斯”，但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不明，利玛窦强调耶儒相通，采取“多与孔、孟合”的路线，将其译为“天主”或“上帝”。除此之外，礼仪之争更主要的是祭孔和祭祖问题。中国传统的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宗教”单位，宗教信仰的发生、传授，宗教仪式的举行多以家庭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宗教仪式主要是对祖先的拜祭。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教师在伦理关系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夫子作为“万世师表”，被中国人当作圣人一样受到供奉祭祀。祭孔因而也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然而基督教是把尊奉和敬拜天主作为第一教义，这是其十戒中的第一条。礼仪之争由一个理论问题演变成清王朝与教廷之间的直接冲突。清朝雍正年间，终于全面禁止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据刘海鸥《天儒冲突：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初次冲撞》整理

材料二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布利认为：“自然界并没有创造国王、统治者、庶民和奴隶，人生下来是完全平等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万恶之源，中国欲求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法国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大声疾呼：“世上穷人们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指出，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卢梭的“人民主权”体现了民主的思想，《百科全书》更是一台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战斗机器”。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不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直接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中国“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比较》

材料三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之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大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

材料一 朝贡体系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儒家价值为基础而建构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朝贡国接受中华帝国朝廷的诘问并作出陈奏说明，并派人质、侍从来中国，以此表示臣服；还要定期向中华帝国朝廷进献贡品，中国要对其进行封赏以体现皇恩浩荡、天朝恩典。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朝贡国从中原王朝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学习到先进的中原文化，获得中原王朝的安全保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通过“万邦来朝”的形式来彰显自身“德化来远”，以此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是这种持续的相互需要，才使得朝贡体系能够维系千年之久……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体系逐渐逊位，在19世纪后期最终解体。

——摘编自简佳星《浅谈朝贡体系》

材料二 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晩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清末“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从形式上改变了国家外交机构，满足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全面调整外交机构，优化结构布局，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o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各国要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思想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多次被联合国文件引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编自杨洁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