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材料一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漂亮、时尚的服饰数量有限且价格昂贵，是贵族的专利。在17世纪，懂得自我节制，远离奢侈服饰是维护共和国公共福利的重要品质。贵族男子在“光荣革命”之后，即树立起光辉的节俭形象，以增添其统治的正统性。中间阶层通过远离奢侈服饰，展现“谦虚与节制的男子气概”，以期参与政治活动。工业革命后，工人阶层也可以身着原来象征贵族的服饰，各个阶层由于工作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平面纸样制作方式不断被推广，服装设计更加便利；化学染料也在制衣工厂里面被大量使用，生产出多样化的色彩鲜丽的服装；制衣工厂也引入机器和流水线进行大规模生产，服装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传统服饰的功能不仅仅是遮羞避寒，更是身份地位、官阶等级的区别与显示。鸦片战争以后，大量的洋布料占领中国市场。20世纪初，孙中山仿照西式服装定制了一套服装，前襟为五粒纽扣，象征五权宪法，两袖口各为三粒纽扣，象征三民主义，被称为“中山装”。女子服饰在辛亥革命后开始去繁为简，此时的女子上身着小袄，下身为摆裙，将女性身材的婀娜丰满加以衬托，更加凸显女性的人体美。民国政府建立之后，以西方服饰为主的新服饰开始在大中城市流行，并以此辐射到其他小城镇中去。当时的服装世界是西装革履，长袍马褂，袒胸露背，新旧土洋，千奇百怪，而传统衣冠服饰所蕴含的贵贱之等尽消失在个体追新求异的时尚潮海中。

——摘编自王静渊等《明清近代服饰史》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