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了唐中叶，农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有了初步的发展，这就使农村内部急遽分化，私家田庄获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土地兼并在迅速进行，均田制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瓦解了。……由于官僚、地主、僧侣等在永业、赐田、借荒、置牧等名义之下，分割去无数肥沃的国家土地，以致政府掌握的土地陷于枯竭状态；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急遽增加，受田人数日益增多，应受田数额大大增加，更加使得均田的给受发生严重不足的情况。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

——摘编自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材料一   唐代租庸调制，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为民制产，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cu）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出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卷226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杨）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所在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摇悉省。”

——摘编自《资治通鉴》卷226唐德宗建中元年（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