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的普通民户（即区别于“贱民”的良民）不分城乡，实行统一的九等户籍制，也称税户，即依据资产多少分为九等纳税。宋朝政府为了便于统治坊市制破坏的城区，更为了对繁荣的城镇工商业增加税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城乡分治的制度。将县城以下的乡村经济中心设立为镇，由中央直接委派“监镇”治理和收税。镇内的市区与乡村也实行分治。镇因此由唐代的军事要地，变为宋朝的乡村经济中心。一种新的以经济地位，即有无常产区分的主户、客户制，以及根据城镇与乡村经济发展程度，城镇坊郭户与乡村的乡村户分开的新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乡村主户的五等户籍制度和城镇主户的十等户籍制度，先后产生，这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摘编自陈振著《宋史》

材料二   为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朱元璋采纳了户部尚书范敏的建议，于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南京的后湖（玄武湖）黄册库，就是明王朝推行黄册制度之后，为收贮全国赋役黄册而建造的专用库房。

——摘编自董俭《明代后湖黄册库》

材料：元末以来，由于连年战争，田册户册或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不足为凭，“民有一户应数十户差役者”。在战争期间，朱元璋就多次下令在其控制的区域内“籍户口”。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政府正式按职业把人口分为民、军、匠三大类，另有灶籍，登记制盐户。同时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黄册共造4份，上送户部，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因送户部的册子表面用黄纸，所以叫“黄册”或“户口黄册”。当时政府对编造黄册很重视，规定各户表册必须由本人填写，或本户自报请人代写，如有隐瞒作弊，家长处死，家属流放化外。黄册的编造，奠定了明朝的户籍制度，加强了对户口的控制。

——摘编自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等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人口统计都是以户口为调查对象，而掌握户口数的主要目的是征收赋役，因此政府在统计时只限于设置郡县的地区。普遍存在的户口隐匿和人户逃亡也降低了户数统计的准确性。明清时期，户籍与赋役逐渐脱钩，但百姓依然以少报或漏报为宜。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

材料三   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遭受了多次战乱、天灾及瘟疫，境内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废。当时四川人口大约只有50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实施“移民垦荒”政策。尤其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政府明确规定四川荒地归移民所有，全国掀起了移民入川的浪潮。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四川移民已达632万人。到嘉庆末年，四川人口更是达到2000多万，全国最多。这次移民中，湖北、湖南的最多，故称“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使四川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五方杂处”的环境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移民文化，如川剧。同时湖广填四川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大移民的先例。

——摘编自陈世松《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