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后汉书·百官五》记载：“有秩，郡所署，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微掌微循，禁司奸盗。”乡下有里，里设里正或里魁，掌一里百家，又称里父老。里父老由具有资产的人户充任，里之下按什伍组织居民，“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在乡、里之外设有亭，“亭有亭长，以禁盗贼”。

材料二   乡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得到广泛推广。明代名臣大儒王阳明、吕坤等人都对乡约的制度或实践有很大的贡献。王阳明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在辖区内直接推行《南赣乡约》，以明太祖的《太祖六谕》为蓝本，使乡约逐渐成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到清代，顺治皇帝首倡乡约，将《六谕卧碑文》加入乡约宣讲中。雍正皇帝更是亲自制定了《圣谕广训》，作为乡约宣讲的正式文本，通过乡约巩固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强化在基层社会的控制。

——摘编自赵岩等《（南赣乡约）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建》

材料三   基层秩序重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晚清民国时期主政者自上而下推行“地方自治”的努力，因传统势力的阻挠而归于失败，复兴“保甲制”的努力亦终究无法整合基层社会。

——摘编自郭为桂《“组织起来”：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变迁》

材料   《吕氏乡约》是以吕大钧兄弟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宋代儒家学说贯通到乡村治理的历史性尝试。吕氏兄弟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治纲目，勾画出一幅以社会教化为纲，以实现乡民自治为目的的基层社会治理蓝图。《吕氏乡约》是由士绅倡导、乡民共同约定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成为历代乡规民约的范本。

明代心学家王阳明巡抚江西，鉴于南赣地区为民乱聚会之地，加力整治。他依据圣训亲自制定了《南赣乡约》，在前面的谕民文告中，王阳明指出，地方民乱不仅是由于人性和教养不同，“亦由我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患难相恤，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这一措施成效显著，《南赣乡约》也广为流传，为很多地方的乡约组织沿用。

——摘编自黄熹《乡约的命运及其启示》

材料一：“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循吏列传》，成为正史中记述重农宣教、奉公守法的州县地方官之固定体例。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边疆民族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彭新武《论循吏与时代精神》

材料二：《清史稿》共记载了116名循吏的事迹，循吏是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贯彻者和具体执行者，是国家政权在地方的代表。正是由于这些循吏所发挥的正面作用，以及特别注意以廉率下，以德化民，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制度建设尚不规范，循吏作为“亲民之官”，以其身体力行，体现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拓展了地方发展的职能空间。

——摘编自《清史稿•循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