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官方层面陷于隔绝状态，官方政权并无交往。对此，周恩来指出将重点放在争取日本广大国民，抓住广大民众的切身实际需求和真实的心声，扩大两国间的民间外交，推动民间在经贸领域的互动；同时设想将民间贸易与官方挂钩，提出了由双方有名望并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人来担保，即备忘录贸易形式。

——摘编自黄丽星《论中国对日本的民间外交》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及友好团体纷纷访华，以避免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再次落后于美国。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等人，不停穿梭于北京和东京之间，为两国政府穿针引线、铺路架桥。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人士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

——摘编自郭绍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两国民间外交研究》

材料三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问题就不断出现，除去诸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涉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之外，还先后由于“台海危机”“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导致中日政治和安全不信任乃至对抗。但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中日经济关系仍然呈现持续增长状态。

——摘编自梁云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研究》

材料一   朋友，是的；盟国，是的。但是，他们正在与我们竞争。在经济领域的问题上，他们在全世界同我们竞争得非常激烈……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相比，美国遇到了我们甚至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那种挑战。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讲话

材料二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跨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第一步。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双方的贸易、科技和文化往来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双方政府官员也在不断进行接触。

——摘编自谢益显《中国外交史》

材料三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长期执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5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增多，日本各界人士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越来越高……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对日本产生极大的震动。日本把美国的这种举动视为“越顶外交”……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摘编自王圣心《当代国际关系》

材料四   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将是“文明的冲突”。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对亨廷顿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如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