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这个时代中国形成了自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出现的原因有几点：首先，秩序的变化使得过去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知识”和“思想”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权威性，重新建立思想与知识对于世界的有效解释，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次，王室的衰微使过去独占的文化、思想与知识流入诸侯的领地，而诸侯国的长期稳定和富庶则逐渐生养了一批新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王朝格局中地位的上下移动，使他们的思想和知识处在变化之中；再次，“知识一一思想”体系在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中，有不同的侧重点，王官失守之后，文化人的分化则使“知识一一思想”也在分化之中，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虽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一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一   随着这场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一种新的价值观愈逐步形成，并渗透于社会文化的内在层面，具体而言，他们首先恢复了古希腊传统的一些价值观，使得“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象之中”。这激起了人们对自然的兴趣，使得人们充满了对自由、理智的渴望和情感冲动，而所有这些也正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为此默顿总结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情感，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许多科学分支也相应发展起来，例如，“天文学家的图表、理学家的钟摆和平衡轮钟都意味着可以及时拯救船只和货物，可以征服远处海外的帝国”。

——摘自《近代科学革命与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等

材料二   追求真理与追求功，或者说追求公理这样的理想目标与追求国家的生存与富强这样的现实目标是很难协调的。近代中国人之接收西学，首先是出于民族与国家的生存需要。不接受、不学习西学，中国就有亡国亡族的危险，同时，中国人的内在精神气质中也有识别并接纳真善美的爱好与能力，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审美与文化理念也有深切的体认和向往，这就产生了国人对西方文化中价值系统的认同。这就产生了生存需求与公理需求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徐继畬与魏源思想分歧的本质，是自强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差别的基础，也是严复自身思想体系内在冲突的根源所在。

——擿——编自《公理与富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两个不同路径和选择》

材料一   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是“百家争鸣”的前奏……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就努力给他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成为制约君主重要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诸多仁人志士秉承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一方面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体系进行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开始吸纳与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相关要素。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无所归从，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国民价值观的“一盘散沙”状态。从梁启超到鲁迅，许多仁人志士对近代国人的价值观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国破家残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并无一党一派能够提供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思路。

——摘编自《形态·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性透视》

材料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变迁，唤醒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公民意识。原来以集权为特征的权力价值和以领袖魅力为特征的人治（德治）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冲击，并逐渐被民主制度和法理权威所解构和取代。

——摘编自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