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南方各割据政权一般却比较稳定，战争较少，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五代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当时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后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230多万户。南方人口已经是北方的两倍。这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劳动人民为躲避战火大批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同时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绍兴和议”以后，北方移民大量涌入，使南方社会经济继续获得发展。1159到1179年，南宋全国丁口从1684万增加到2950多万，20年间丁口增加了近3/4。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显著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自唐朝安史之乱时候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最进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两宋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

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各类耕地的开垦；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除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到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一 我国明代以前已形成“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到明代，麦类作物在南方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稻麦轮作制普遍得到应用；水稻在北方的种植区也渐有扩大，北直隶地区开垦了更多的稻田。宋代以来江浙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人称“苏湖熟，天下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由于江浙地区“改良他种”，江南地区的粮食供应反而要仰仗于湖广地区，又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明中后期从海外引进了玉米和甘薯。这两种农作物产量高，耐旱抗寒，在比较贫瘠的山地、旱地和滨海沙地都能生长，不与小麦、水稻和桑麻争地。玉米到明末已成为长江中下游山区特别是汉水流域山区重要的粮食作物。甘薯在万历年间传入广东、福建，很快就在闽广和长江流域广泛种植。明末，甘薯种植在淞沪一带获得成功，并推广到京津地区。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域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域镇中“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代南直隶松江府棉纺织业发达，所需棉花多赖北方通过运河供给；安徽芜湖的浆染很有名，所用的原料则来自福建。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明清时期，“匠有常主，计曰受值”的生产方式更为普遍。

——摘编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一   我国明代以前已形成“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到明代，麦类作物在南方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稻麦轮作制普遍得到应用；水稻在北方的种植区也渐有扩大，北直隶地区开垦了更多的稻田。宋代以来江浙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人称“苏湖熟，天下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由于江浙地区“改良物种”，江南地区的粮食供应反而要仰仗于湖广地区，又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明中后期从海外引进了玉米和甘薯。这两种农作物产量高，耐旱抗寒，在比较贫瘠的山地、旱地和滨海沙地都能生长，不与小麦、水稻和桑麻争地。玉米到明末已成为长江中下游山区特别是汉水流域山区重要的粮食作物。甘薯在万历年间传入广东、福建，很快就在闽广和长江流域广泛种植。明末，甘薯种植在淞沪一带获得成功，并推广到京津地区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代南直隶松江府棉纺织业发达，所需棉花多赖北方通过运河供给：安徽芜湖的浆染很有名，所用的原料则来自福建。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明清时期，“匠有常主，计日受值”的生产方式更为普遍。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