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34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修正案（又称新济贫法），第一次全面以社会政策的方式规定接受救济的人应给予一种比独立的劳动者低的生活标准。在全国兴建济贫院，要接受救济的人只能进入济贫院接受统一管理。而进入济贫院要经过严格审查，只有真正的赤贫之人才能进入。中央成立济贫部，有权颁布施行济贫条例；成立督察组专门监督中央条例在地方上的执行情况。院外救济的申请者在家接受救济，这些人往往都是些寡妇、暂时性残疾的人、老年人等。190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颁布《失业工人法》，1908年颁布《养老金法》，1911年颁布《健康保险法》，自此正式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摘编自崔明远《英国贫困问题解决探析》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就十分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广大农村中，贫农占人口的大多数，其主要原因是缺少最重要的物质生产资料即土地。1929年4月江西《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东固地区的陂头村制定的二七《土地法》对征收农业税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规定，税收比例根据收入多少确定，“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税”，有利于减少农民税收负担，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共实行“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政策，政策更加倾向于贫苦的农民。政府还提倡自力更生、互帮互助，在组织形式上，成立了互济会、灾民斗争委员会、灾民自卫队等互助组织，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政府来救贫的模式。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增加，生活得到改善，苏维埃政府受到群众拥护。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建立了备灾、及时报告灾荒的系统的完整的防灾制度，而且经过长期发展还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救灾制度。灾荒之后由政府发放钱粮对灾民进行救济的制度，是灾害发生后的救援措施，其形式多样，以食物赈济，如谷赈、粥赈为主；政府根据具体灾情采取不同的减免标准；政府鼓励商贩运粮到灾区发售，以增加灾区粮源，平抑灾区粮价，防止粮价暴涨，影响社会稳定；民间救助等救灾制度是对政府统一组织的救灾行为的重要补充，主要指由民间自设机构、自行向灾民散发救灾物资的方式。政府也会对灾时捐献钱粮的官民予以官位的提升或者荣誉旌表，这种激励制度也使士绅阶层在组织地方防灾救灾的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李军《中国古代备荒救灾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中世纪英国乡村底层民众普遍经历了物质生活贫困。许多上了年纪的贫穷佃农通过将持有地让与年轻家庭成员来保证晚年生活。集体耕作的公地制度也为贫困群体提供了重要的生计补充来源。许多庄园都将在公地上拾穗作为穷人的权利，对拾取落穗之人的资格作出明确限制。13 世纪开始，立遗嘱在乡村普及开来，留下一些度心的遗赠是不可或缺的。最常见的形式是赠与一小笔现金，分发给出席葬礼的穷人。也有立遗嘱人规定利用遗赠资金产生的利润定期开展救济活动，这种救济行为往往持续较长时间。修道院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之一，利用稳定的资金来源，为穷人建立了收容所和慈善院， 1216—1350年间总计修建达 700 余所。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材料三   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经历了从中共二大社会保障思想的萌芽，到新中国成立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再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内容。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99亿人、2.17亿人、2.68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超过13亿人，覆盖94.6%的人口。

——摘编自董克用、沈国权《党指引下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百年变迁》

材料一   晚清是中国社会治理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官方系统与民间系统之间原有的力量对比被打破。从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事到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官方的基层治理系统逐渐失灵，以乡绅为中心的团练组织成为应对社会动乱的重要力量，民间治理系统开始一枝独大。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促使国人逐渐觉醒，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因此，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在原有的“公”与“私”两大系统之外，逐渐衍生出新的治理主体。晚清时期，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较大影响。譬如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崇正善堂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虽然清末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中国固有传统中依然可以找到其身影。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通过在军事上采用集中清剿和在政治上分化瓦解的手段平息匪患问题、此外还建立和整肃自卫军和保安队以增强地方武装力量来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土匪。陕甘宁边区前后颁布了20多项相关法令来禁烟禁毒，设立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处理禁烟禁毒相关事宜。1937年至1945年，因天灾、战争，大量难民、灾民涌入边区，总计达266619人。边区鼓励移、难灾民开荒自救，安置移、难灾民。政府规定：移入边区的难民或灾民享有请求政府分配土地及房屋，协助解决生产工具，免纳两年至五年之土地税，减免义务劳动负担等方面的优待；移民享受和边区人民同等的民主权利。并颁布了多个有关婚姻的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同时废除早婚陋习，彻底革除旧式婚姻，努力从各方面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此外，边区政府还注重采取多种措施改造游民，营造新风。

——摘编自姜秀华《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