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包世臣是嘉道年间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800年前后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即已形成并趋于成熟，其标志是1801年他《说储》上下二篇的成书。这至少要早于龚自珍和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形成20年左右。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著标志。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影响：一是入幕；二是交友；三是著述。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

——摘编自郑大华《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

材料   龚自珍（1792—1841），祖父、父亲皆为进士出身，外祖父是清朝著名学者、《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母亲段驯能诗工画。龚自珍精于经史，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的官，生活的乾、嘉、道三朝，“圣朝”的威风依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他在倡导经世致用学说时，成为众所共认得摇旗呐喊的有力人士。由此，一些士子学人从书斋转向社会，由宋、汉之学转向经世致用。在龚自珍的文献中，论及西方殖民主义的有两篇，一是《罢东南番舶议》，一是鸦片战争前的《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西方“所重者”，皆中国“不急之物”，“宜皆杜之”。在龚自珍身上集先进与落后于一体。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发展的一个最初步的中介，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

——摘编自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曰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朱熹认为：“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王守仁认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圣人教人第一义”……宋明时期的知识分子把汉代至唐代注疏“五经”的传统，变为讲求“四书”义理。他们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心性修养论及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宋明理学在对汉唐经学的批判中实现着知识形态的转型。他们倡导以义理之学为特征的新经学的知识体系，是要建立起“性与天道”为一体的思想系统，旨在回归孔孟之人文关怀的学术传统，使儒学的知识系统重新回归到人伦日用的生活实践之中……元、明、清时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四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这与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理学的思辨性的理性主义特征及他们提出的“格物穷理”方法对宋元科技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田静《“宋明理学”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评析》

材料三   从历史阶段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于治世的、成就盛世的、稳定社会的、化成天下的思想理论。我们回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每当一个朝代进入到稳定时期、盛世时期，国家一定会重新强调起以儒治国、以文治国，这是经过多次实际检验的历史发展规律，……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和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无敌……

——摘编自习近平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