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之主要都会，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二者本属历史相传之政治名都，长安又以西南通滇蜀，西通西域，当西域及西南陆路商货交集之冲；洛阳则当东来商货集会之冲。故此二都，在唐代仍不失其重要性，恒保持相当繁荣之象。然唐代真正之商业中心都会，不为长安、洛阳，而为新发达之扬州。兹以扬州为起点，再依当时内河及海上交通线与扬州有关联者，以次略证此等交通线上商业都会发展之迹。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封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日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珍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日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有独立于封建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在政治上，城市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可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从社会关系来看，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为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

中国的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商人发了财总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同时，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官办商工，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

材料二   北宋都城汴京最繁荣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州桥东的相国寺一带等。潘楼街一带是金融中心。金银交易的发达和交子、会子等货币的发达,正说明了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相国寺位于城市繁华区,正在汴河北岸,交通便利,因而形成大的交易市场。城内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

——摘编自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

材料三   19世纪中期的德国,住房是农民进城后的第一大难题,由于租不到房子,出现了很多只能租床轮换休息的“租床人”。19世纪的英国产生了大量贫民窟。部分地产商为牟取高额利润,密集地修建大量“背靠背房屋”（两排房屋背向而建,只有前窗而没有后窗）。“背靠背房屋”空气不对流、间距小,市政公用设施极不完善,平均每间居住7人,条件极为恶劣。美国的贫民窟多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且与郊区化联系紧密。当时卫星城理论与现代交通方式结合后产生的郊区化运动使许多城市的中心区衰退为贫民窟。

——摘编自《观点》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城市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据《春秋左传》所载，春秋时筑城原因不外以下三种：第一，大小诸侯的国都是政治中心，都需筑城；第二，各国纷争中需要在战略要地筑城；第三，统治者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在一些地方筑城。……宋代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城市的经济功能才逐渐增强，逐渐出现了纯粹经济功能的工商业市镇。

——摘编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材料二   北宋首都开封的商业街区分布和长安、洛阳明显不同，不再限定在“坊市”之内，而是分布在全城……“每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城区有通宵营业的地方，形成夜市和晓市，如州桥夜市。……城市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开封城饭馆、酒楼非常多，全城有大酒楼72处，更多的是招待客商(住宿)的邸店……